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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五四”
历史价值不朽,现实意义常新
陈烈丰


“五四运动”这一种无可替代的青春气象、先锋作用,让现代中国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变局、国际竞争、历史大势中,在内部的思潮竞争、势力角逐、矛盾斗争中,奋力前行、自强自立,探索和选择中国方向、中国道路。

“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与时俱进、更新创造,有力推动中国文化的重建,推动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目标的实现。

一百年来,关于“五四运动”,是中国一个常言常新的话题,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一个长久的精神坐标。一百年后,拉长历史镜头,展望历史长河,“五四运动”的历史价值,尤为值得追问和研讨。

本文将在更广阔的框架下看待“五四运动”。只有把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一并包括进来,“五四运动”的深刻内涵和历史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五四运动”在百年来中国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标志性意义才能看得更加明白。

“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运动”,是191954日在北京爆发的学生爱国运动,以及随后扩展至全国的社会革命运动,时间集中在191954日至628日。

“五四运动”具有浓厚的少年气息、青春气象,突出展现了“少年中国”、“青春中国”,让世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面临的危亡中,在民国初年政坛一片混乱腐败、帝国主义列强蚕食中国的时局中,看到了中国潜在、涌流、迸发的新思想、新力量,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现代中国的青春锐气、创造活力与无限可能。

同时,“五四运动”又是一场思想大解放的运动,新文化运动带来了又一次思想文化的春秋战国时代,“被看成是预示着并表明了一个古老民族和一个古老文明的新生的运动”(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五四时期,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最主要代表人物,都是具有留洋经历(3人留学日本,1人留学德国,1人留学美国),具备国际视野、开放意识与改革能力,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陈独秀、胡适等编辑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的风靡一时,杜威、罗素等的来华讲学,少年中国学会、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各种团体的出现,使社会风气为之一变。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无政府主义、互助论、合作主义、工学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纷至沓来,思想革命、文学革命、社会改良、农村改造、教育救国、职业救国、实业救国、科学救国等设想层出不穷,引发社会热烈讨论、激烈论争。诚然,这些思潮设想往往并不成熟,尚未经实践检验,呈现的是大潮夹裹、巨浪激荡,有待大浪淘沙、历史选择,但“五四运动”这一种无可替代的青春气象、先锋作用,让现代中国在浩浩荡荡的世界变局、国际竞争、历史大势中,在内部的思潮竞争、势力角逐、矛盾斗争中,奋力前行、自强自立,探索和选择中国方向、中国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1939年陕甘宁边区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提议设立中国青年节,1949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54日为青年节,直至今日每年开展各种“五四”纪念活动,充分说明了“五四”已经成为一种“现代中国的青春记忆”,成为中华民族一种永远也抹不去的集体记忆、心灵积淀。

历史地评价“五四”中的革命与启蒙问题

关于“五四”,有一个长期以来引起关注和讨论的话题,就是如何看待“五四”中的革命与启蒙、救亡与启蒙问题。

“五四”中的这些问题,需要放到历史的大环境和长时段,心平气和地去看待和分析,才能比较客观和公允,必须超越革命与启蒙之争,将革命与启蒙、救亡与启蒙放置到更大的视野和框架之中,去寻求互补与统一。

其一,不靠革命、光靠启蒙,中国的现代历史进程走不通。从“五四”之前的第一、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到“五四”之后的抗日战争,一百多年间,国家的生死存亡一直是悬在中华民族头上之剑,加之无论是晚清朝廷、还是北洋军阀北京政府、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无能统治,不激进,不革命,无以根本改造中国、挽救中国,中华民族也根本无法站起来。

其二,中国的启蒙课题具有本土性、自主性。舒衡哲在系统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启蒙后认为:“欧洲的启蒙与中国的启蒙有天壤之别。我认为,最重要的区别是中国对历史的强力浓缩。在法国、意大利、英国和德国,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再到革命年代,走过了二百多年。而在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很快的速度吸收着新思想、梦想和愿景,然后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进行社会革命。时至今日,那些思想和理想依然重要,而在欧洲,知识分子的社会使命感要少得多。不像中国,西方学者的所思所为与民众整体并无太大关系。”(《舒衡哲:用心聆听 捕捉历史的声音》)魏义霞也指出:“西方的启蒙所要消除的权威是上帝代表的神权,中国启蒙消解的权威则是被神化的宗法伦理,即被誉为天理的三纲五常。”(《平等与启蒙:从明清之际到“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与中华传统文明更新

物极必有反,有破必有立。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引发了各方对中华传统文明自身的深入反思,引发了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借鉴吸纳,引发了中华文明随着现代中国的变迁发展不断丰富发展。这既是一个出乎当年意料的结果,又是一个历史辩证发展的必然。这方面一百年来的历程,本人认为,简括起来,最突出的有四大图景:

一是在论战中加深了对中华传统文明的认识。承接“五四”新文化运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生的中西文化论战、科学与玄学论战,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杨明斋《评中西文化观》对不同文明的比较,“学衡派”以“存旧立新”、“推陈出新”相号召的新人文主义,三十年代,“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及相关论争,客观上都推动了中西互鉴、中西互补,有助于在比较中加深对中华传统文明特质的把握。

二是在学术学科上自觉运用现代的科学思维和学科方法研究传统文化遗产。胡适倡导“整理国故”、通过“输入学理”“再造文明”,顾颉刚创立古史辨学派,傅斯年为首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组织殷墟等发掘考古,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心学”、冯友兰的“新理学”等现代新儒家思想体系,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后来者们采取新方法、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达致新成果。现代新儒家的几代传承,都自觉地把民主、科学等内涵纳入思想体系之中,在现代语境中“接着讲”,力求融合中西、返本开新。可以说,没有“五四”,就不会有现代新儒家,就不会有儒学的现当代复兴。同时,百年来中国各门学科尤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创立和发展,都是既引入采用外来的先进学科理念方法,又努力去把握中国内涵特质、走出中国学术之路。如费孝通等一批学者在建立社会学中国学派方面的艰辛付出与丰硕成果,就非常有代表性。

三是在地域上政治历史的巨大转折引发中华文明研究播布全球。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1937年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导致一大批高校和研究机构南渡西迁,极大激发对民族精神的倡导、中华历史的学术研究,学术重镇也随之向中国西部转移,昆明时期的西南联大、李庄时期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都是典型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特别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政治版图,提升了中国国际地位,也极大引发了国际上对中国、对中华文明研究的持续兴趣和参与,费正清等一大批国外汉学家异军崛起、成果丰硕。同时,一部分前往港台和海外的中国学人及其培养的新一代华人学者,推动了中华文明新的地域传播,如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被视为标志着海外新儒学的形成、中国儒学的现代转化进入新阶段。他们与国外汉学家一道,加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的学人,三方面力量融合汇聚,推动了世界汉学、海外汉学(中国学)的兴旺发达。

四是在经济文化结合上中国增长奇迹与中华文明兴盛互为促进。中国改革开放后,在继承“五四”批判精神、反思总结“文革”教训的同时,一方面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等新一轮外来思潮涌入,另一方面对国学、儒学的重视研究重新兴起,“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出版、中国文化书院的组建活动,均引起社会强烈反响,随之出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九十年代的国学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呈现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兴盛局面。如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开展,清华简等新发现文物所引发的“简帛学研究”,推进了对中华早期文明和诸子百家的掌握认知;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深入开展,国学等中华传统文化广泛传播,并借助互联网、新媒体、新科技等手段,进入百姓日常生活。又如2018年世界哲学大会首次在中国举办,并以中国哲学思想文化传统作为基础学术架构、以“学以成人”作为大会主题;目前,中国在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所孔子学院,全球出现“汉语热”现象,都凸显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的大幅提升。

回顾“五四”以来的百年,上述四大图景,都说明了“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发了中华传统文明的与时俱进、更新创造,有力推动中国文化的重建,推动了“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目标的实现。而且经过百年的历史实践,进一步深化了对传统与现代化、中华传统文明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关系认识,提升了文化认知,确立了文化自信,这既是对“五四”的超越,又是继承和弘扬“五四”精神、促进当代中国发展的一笔宝贵财富。

个人认为,至少有两方面的明显收获:

一是现代化进程中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成的。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身特性和文化基因,完全否定传统、脱离既有土壤去追求现代化,是注定不能成功的。现代化的进程,既要借鉴和遵循国际共性的规律,更要结合本土实际、善用既有资源去创新发展。正如罗荣渠指出:“成功的现代化是自主性的有选择的现代化,而不是模仿、抄袭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愈是向前进展,可能就要愈多地回过头来对中国的历史传统进行再认识。”(《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现代化思潮演变的反思》) 

  二是中华传统文明既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发展,又能为当今人类文明提供有益启示。学界的研究充分表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为代表的东亚奇迹,4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增长奇迹,与儒家文化圈的文化特性有着密切关联,中华传统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与全球化进程完全能够相互融合、相得益彰。同时,面对人类发展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社会排斥、种族和宗教冲突等共同难题,中华传统文明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大同社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诸多理念,都给步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类文明发展以重要启迪。

“五四”精神在新时代的启示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五四运动”形成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五四”精神体现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追求的先进价值观。爱国、进步、民主、科学,都是我们今天依然应该坚守和践行的核心价值,不仅广大青年要坚守和践行,全社会都要坚守和践行。(《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201454日)》)纪念百年“五四”,最重要的是要继承“五四”精神,并在新的时代不断加以弘扬和发展。笔者认为,有几方面的启示意义:

(一)不忘“五四”初心,把爱国主义作为永恒的主题。爱国是“五四”传统、“五四”精神的核心,“五四运动”的鲜明特点,就是为了国家的主权、民族的生存,坚持彻底不妥协精神,体现的是毫不含糊的底线思维、忧患意识、斗争精神。“五四运动”总是唤醒我们最深层、最持久的爱国情感,唤起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无论任何时候,对于国家的独立、主权、尊严和核心利益,都必须坚持底线思维,敢于担当,敢于斗争;无论是政党、政府,还是社会团体、国民个体,都必须为国家、为民族尽到责任,以自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让生存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有尊严、有幸福。同时,这种爱国主义并不是狭隘排外的民族主义,而是与世界一道,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主体性与开放性相统一,中国化与现代化并肩而行。体悟“五四”精神的内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在破与立、主体性与开放性、中国化与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中不断进步。“五四运动”以来的一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面向世界敞开心胸、解放思想,顺应时代大势,吸纳新鲜血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现代性,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我们把主体性与开放性、中国化与现代化更好地统一起来,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升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为人类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中国力量。

(三)在践行“五四”精神过程中,赋予“五四”精神以新的时代价值内涵。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体现的是传承与升华的关系,是不断随着时代发展赋予新的价值内涵。如在全球化和中国国力地位发生历史巨变的大背景下,爱国的主题既包括了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强烈愿望和自觉自信,又涵盖了大国的责任担当和公民的素质提升;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将实现,进步的主题更多地体现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扩展到高质量发展、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等价值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之路,决定了民主的主题,包涵了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包涵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体现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等独特优势;进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大科学的时代,科学的主题必然与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增添了科学伦理、网络伦理等内容。

(四)我们都是“五四”之子,必须不断对话“五四”,让中国和中华民族充满青春创造活力走向未来。“五四”作为现代中国的青春记忆、心灵积淀,决定了我们永远都是“五四”之子,继承五四传统、弘扬五四精神,应成为我们的一种民族自觉、国家灵魂。陈平原讲到:“人类历史上,有过许多‘关键时刻’,其巨大的辐射力量,对后世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不管你喜欢不喜欢,你都必须认真面对,这样,才能在沉思与对话中,获得前进的方向感与原动力。对于2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进程来说,‘五四’便扮演了这样的重要角色。作为后来者,我们必须跟诸如‘五四’(包括思想学说、文化潮流、政治运作等)这样的关键时刻、关键人物、关键学说,保持不断的对话关系。这是一种必要的‘思维操练’,也是走向‘心灵成熟’的必由之路。在这个意义上,‘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需要通过与“五四”的不断对话,更好地培育全体国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家国情怀,更好地永葆国家民族的青春理想、青春活力、青春奋斗,不断创造创新,不断迎接挑战,迎接中国和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未来。

百年前,李大钊讲过:“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中国学生界的“May Day”》)

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再过一百年,到2119年纪念”五四运动”两百周年的时候,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雄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将让“五四运动”呈现出更加巨大的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