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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汕头辉煌的现代启迪
王炜中


提要:当今,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二次开放”。在这重要的历史节点上,回眸近代“百载商埠”的辉煌岁月,从中萃取其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如开放包容、注重实业、协调发展等,对于正在积极谋划重振雄风的汕头现代来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汕头  近代辉煌  现代启迪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历史研究,要以史为鉴,将历史、现实和未来共通起来“从历史的启迪中更好地探寻前进方向。”这就是说,不知过去便无以图将来,当今,已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迎来了以“一带一路”为标志的“二次开放”。在这重要的节点上、回眸近代“百载商埠”的辉煌岁月,从中萃取其值得借鉴的成功之处,对于正在积极谋划重振雄风的汕头来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本文就此作简要阐述。

“汕门”开启活力四射

据史载,千年之前的汕头还是一片汪洋,明嘉靖年间才浮现出几条沙脊,称为“沙汕”;后来消脊连成一片,改称“沙汕坪”,清康熙年间,在沙汕坪建烟墩、炮台,称为“沙汕头”,至乾隆年间,才简称“汕头”。清嘉庆年间,因樟林港航道淤塞,汕头便逐渐取代了它成为“岭东门户、华南要冲”。西方列强对汕头早已垂涎三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败北的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件》,后又批准美国在汕头先行开币,于咸丰十一年(1860)正式开放对美贸易,这便是汕头开埠之始,比美国东印度舰队总司令佩里撬开日本国门晚7年。

尽管此次汕头的城门是在列强的“炮舰政策”胁迫下打开的,然而在客观上对“百载商埠”仍产生巨大的影响。“汕门”打开,东渐的西风穿“门”而入,以开放包容为基本特征的海洋文化之风吹拂着潮汕大地,使汕头风生水起,出现了新的移民高潮,出洋人数激增,据统计,自开埠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35年间,从汕头出洋的海外移民约90万人左右;另据《1902-191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称,9年间从汕头出洋的海外移民已不下300万人,使潮汕成为中国的著名侨乡。移民海外的潮籍侨胞,坚韧不拔、艰苦奋斗,不少成为潮人精英,其中包括高绳之、陈慈黉、蚁光炎、陈弼臣、谢慧如等等,形成了与晋商、徽商并立的中国三大商帮之一——潮商,成为造就近代汕头辉煌的“劲旅”,使“百载商埠”流光溢彩、活力四射,具体表现如下。

交通运输和邮政通信长足发展到了20世纪20-30年代,已有怡和、太古、华暹等10多家轮船公司和招商局落户汕头。随着清同治元年(1862)英国汽船首次驶入汕头,德、美、法、俄等9个国家的远洋轮船先后进入汕头港,年进出口轮船达4478艘次,总吨为675万吨,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3位。同时,开辟了空中航线,加之公路、铁路,开始形成陆海空立体交通运输网络。清同治六年(1867),潮海关已开办了邮政业务;光绪九年(1883),创办了汕头电报局;民国十八年(1929),交通部在汕头设立无线电台,开通国际电报线路;民国二十一年(1932),汕头创办自动电话所,安装1000门自动电话交换机,成为全国第9个实现市内电话自动化的城市。

商业贸易和金融汇兑相当繁荣。开埠以后,汕头逐渐成为粤东、赣南、闽西南的区域性商业中心,至民国十七年(1928),已有出入口、日用品、绸布、燃料、食品、酒楼、茶楼、旅馆等60多个行业、3000多家商号,国内商业网络延伸到宁波、上海、青岛、天津、大连等地。有统计数字表明,1933年,汕头市的商业资本5768万元,国内贸易额7亿元,成为华南仅次于广州的第二大商业城市,商业之盛仅次于上海、天津、大连、汉口、胶州、广州,居全国等7位。开埠以后,“举凡潮州出入口贸易,皆以汕头为吐纳”,对外贸易发展迅速,光绪年间,已有南商、南郊、和益、暹商4家专营出口土特产的行业组织,与泰国、新加坡、越南、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等国有贸易往来,不少国家在汕头开设洋行,其中有英国太古、渣甸洋行,德国忌利士、鲁粦洋行,日本大阪商船株式会社、挪威波宁公司、荷兰渣华公司,美国亚细亚洋行等。史料记载称,清同治七年(1864),汕头进出口贸易总额为400多万银元;光绪二十四年(1898)为1600万两白银;到宣统三年(1911)达2250多万两白银。从潮海关征收的各项税款数额,也可看到外贸发展的速度,咸丰十一年(1860)为9万余两;光绪十四年(1888)为77.8余万关平两;光绪十六年(1890)为157.2万关平两;到民国十九年(1930),增至500余万关平两。

在金融汇兑方面,光绪二十四年(1898),汕头埠首家商办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汕头分行正式营业。接着,大清银行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只不过很快就停业。民国时期,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合作金库也先后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在汕头设立分支机构的还有广东省银行、广东省金库等3家及华侨联合银行、中国农工银行、金城银行等近10家私营银行。又有侨乡的特殊金融机构——侨批局66家,民间汇兑庄58家,收找业256家,其中的侨批局,1年收到从海外寄来的批款总额达上亿元。1936年,汕头金融业的业务规模,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尤其是汕头的民族工业,随着“汕门”的开放而迅速崛起(下文另作阐述)。

市区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功能日趋完善。原来,汕头仅是一个临海集市,开埠后向西南海岸伸展。1918年之后,闹市区从早期的行街、顺昌街、老市等街坊,向镇邦路等扩张,形成“四安一镇邦”(怀安、怡安、万安、棉安、镇邦路)的格局。后来,在附近又形成了共有200多条大街小巷的“四永一升平”(永安、永和、永兴、永泰、升平路)的大闹市区;以市区为依托,构成了十分繁荣的商贸网络。整个市区再细分成一些各具特色的功能小区:小公园附近为综合商业中心,既有规模较大、专做大宗买卖的行铺,又有经营药材、水果、银庄和饮食、旅店、电影戏的。市区西北一带为进出口货物集散地和出口土特产加工、堆放地,仅乌桥一带就有外商货栈130多处,其它货栈70多处,货栈堆场50多处。另据1935年调查,英、美、日等国在汕头开设的洋行等商贸机构就有90余家,大多集中在小公园一带。所有这些,都凸显了出汕头“百载商埠”的时代特征。这就充分说明,封闭等于自我窒息,只有开放才能生机勃勃。

注重实业强筋壮骨

汕头开埠时,正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推行“洋务运动”新政,康有为、梁启超等主张“实业救国”,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以强国强民。一时间,造船、矿务、纺织等实业项目陆续问世。“四海为家,祖国山河常在念;五洲寄迹,家乡风物总关情。”在海外接受先进理念的潮籍海外侨胞,长期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薰陶下,形成了强烈的“根”的意识,虽身居远方异域,仍不忘报效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国,纷纷带着资金、技术和设备回来兴办实业,使近代汕头在发展实业方面抢了“头标”,这在当时来说,实属创新经营,如旅日侨胞高学能之子高绳之,20世纪初就投资创办自来水公司,当时国内仅有上海、广州、成都等少数城市有自来水厂。接着,引进国外新式织布机,聘请外用技工,引进先进技术,生产出经纬细密、手感润滑、光泽耀眼且价格低廉的“澄海柳条布”,出口后深受欢迎。聘请德国工程师,创办新中国成立前汕头规模最大的电灯公司,月发电量55万千瓦时。尔后,架设了汕头至澄海的有线电话,成为国内第七个开通自动电话的成本。此外,还兴办两家机器榨油厂等,成为近代潮汕民族工业的先驱。在泰国建基立业的陈慈黉家族,创业于海外,仍不断投资家乡、“反哺”桑梓,到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投资500万银元,在汕头“四永一升平”一带。兴建400座楼房,约占当时市区楼房总数的十分之一,为近代汕头市政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汕头的荣隆街、潮安街、通津街的不少楼房,则是由新加坡潮侨荣发源家族兴建的。

当年的汕头“实”不“实”,可再看看以下的史料。据不完全统计,汕头开埠后前期兴办的实业项目(包外商投资)主要如次:

1864年,外商创办船舶修造厂;

1878年,英商创办制糖厂;

1879年,豆饼榨油厂开业;

1882年,电报局设立;

1884年,顺利船厂创办;

1890年,汕潮揭轮船公司成立(拥4艘50至70吨汽轮);

1892年,金源榨油厂创办;

1989年,机器面数厂创办;

1904年,熔铁厂创办;

1905年,昌华电灯公司开业;

1906年,自来水公司成立;兴建潮汕铁路;适味罐头厂创办;

1909年,振发布局开业,开明电灯公司开业;

1912年,汕澄电话公司开业;

1916年,修建汕樟轻轨铁路;

1917年,荣和盛机器碾米厂创办;

1918年,耀昌火柴厂创办;

1912年,汕潮揭电话公司开业;

1929年,汕头拥有国际电报线路。

实业,是指以工业为主的生产制造实体,包括生产性公司,称为实业公司,不包括贸易性公司。实业是地区以至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有它作依托,商贸等其它行业发展就更加平稳、健康,中国近代实业家张謇就如是说:“富民强国之本在于工”,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称:“工为体,商为用”,因此,包括工业是城市兴盛的“引擎”,近代汕头注重实业,就使这座新兴城市“强筋壮骨”,有了它的支撑,“百载商埠”才不会得“软骨病”,商贸发展繁荣便更有“底气”,为汕头近代经济史写下流光溢彩的华章。

和衷共济协调发展

近代开放的汕头,另一突出之处,就是不搞“单边主义”,与海外侨胞,毗邻地区和衷共济、紧密合作,协调发展、互补共赢。关于与海外侨胞的密切关系,上文已作简要表述,有统计,1889年1949年,潮籍侨胞托寄回汕头投资兴办的款项,可能相当于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与潮汕为邻的梅州客家,跟汕头亲如一家,他们的先辈,因生活艰难而前往南洋谋生时,都是从梅县松口乘船到三河坝进入韩江,直下潮州转至汕头出海。事实表明,梅州客家同胞对近代汕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客助汕兴”,比如为了振兴祖国实业的梅县松口籍侨胞张榕轩、张耀轩昆仲除了自己投资,多方筹资修建我国首条华侨出资兴建的铁路——潮汕铁路,耗资300万银元,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竣工。民国五年(1916)大埔籍的杨俊如等集资22.5万元,修建了汕头至澄海的轻便铁路。在汕头市中心的小公园周边,也留下梅州客家的履痕,梅县籍的印尼侨胞李柏桓从海外返乡途经汕头时,正值市政部门拆建安平、国平马路,便认定会带来商机,于是就发动客家侨胞出资25万银元,于1932年在原南生公司基础上,建成七层楼的新南生公司,集购物、游乐、筵宴、住宿于一体,还安装了汕头埠最早的一条电梯(升降机),成为粤东地区最大的商业场所。此前,梅县籍的李景韩于1910在至平路开设了广发商店,主营日用百货,到1924年扩大规模,改为广发股份公司,由于经营有方,全盛时期拥有上百名员工。位于居平路的平平公司,则是新加坡的客籍侨胞于20世纪20年代集资创办的,主营也是日用百货、棉针织品等,由于坚持信用第一、薄利多销,定期举行平卖活动,深受顾客欢迎。振源公司则是蕉岭籍的吴德馨为主的侨胞、归侨集资,于1932年创办在至平路中段。由于公司附近有港口码头和旅社客栈,是海外侨胞和往来南洋水客出入境必经之地,便把海外侨胞采购的礼品、用物作为重点经营项目。同时,凭借自身雄厚的资本,常以赊销的方式,先将国内土特产等交由水客带往海外出售,然后再行结算,大大扩大了营业额。后来,依托潮梅侨乡、汕头侨批集散地,振源公司又拓展侨批业务,还投资交通运输业,规划相当可观。这4家集中在小公园附近的公司,成为近代汕头百货业的“四大金刚”。

客家的仁人志士,还为近代汕头教育事业发展“推波助澜”。汕头开埠前,潮汕地区有的是旧式教育的府学、县学、书院等,光绪年(1900),汕头岭东同文学堂的创办,开了潮汕新式教育的先河,而它的创办者,就是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保台志士,祖籍嘉应州(今梅州)镇平县(今蕉岭县)的丘逢甲。他深知“思欲强中国,必以兴起人才为先。欲兴起人才,必以广开学堂为本”,光绪25年(1899),他在潮州办同文学堂受阻,便转到汕头,与温仲和、何寿朋、温丹铭等创办了性质、教学内容与旧式书院完全不同的岭东同文学堂(在外马路),它以崭新面貌吸引了岭东以至闽赣有志青年负笈而来,创办6年间,培养出黄冈起义组织者李次温、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修明等一批英才。岭东同文学院创办后,潮汕地区新式教育浪潮随之兴起。

近代汕头与潮汕各县的关系也十分融洽,呈和谐互补的态势。汕头开埠以后至1911年,对外贸易发展很快,后5年平均出口额为2100多万关平两,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2-3%。1923年为高峰期,进出口额增至3900多万并平两。从汕头出口的产品结构分析,明清时期是:

蔗糖。潮汕地区气候宜种甘蔗,在清代用石磙和人畜力压榨甘蔗,再用土灶鼎煮成糖,当时糖寮遍布农村各地。汕头开埠后,蔗糖成为主要出口产品之一,由汕头转销南洋的暹罗、安南、马来亚和国内津、沪、苏、杭、广州、香港等地的蔗糖约53万担。19世纪末,每年常有100万担左右出口。

瓷器。潮州陶瓷源远流长,据考证,潮州窑创烧于唐代前期,经宋、元代又步入发展期,入清之后有很大发展,康熙年间,枫溪陶瓷商号已有30多家,既生产又销售。同治末年后,彩瓷业逐步兴旺起来,成为我国瓷器彩绘艺术的后起之秀,瓷塑技术也不断提高,宣统年间,“百乌朝凤四季盘”和釉上彩人物盘、碗等,在参展的南“京”南洋第一劝业会上获高度评价,彩瓷产品运销东南亚和欧、美、非洲各国。

纺织品。潮汕地区的纺织品生产,明代就有记载,主要产品是夏布和土布。夏布是揭阳的著名土特产品之一,大约在清代,已有20余家苎麻业供生产原件,有30至40家为夏布加工提供经线;10余家漂染业专门漂染夏布,10余家扯布业将织成的夏布加工布匹;还有10多家碾石过蜡业为夏布过蜡加工,生产配套成龙,夏布的日产量约4至5百匹,主要出口新加坡、暹罗、菲律宾、日本等国。在极盛期,揭阳夏布的出口额,占潮汕地区的一半以上。

抽纱和潮绣。抽纱技艺是光绪十年(1886)由汕头港一名德籍港员的妻子传入。产品开始作为传教士馈赠的礼品或在国外教会团体寄售,以后由于产量增加,便成了商品的进入市场,外销德、英等国。潮绣历史悠久,随着技术水准不断提高,终于成为我国“四大名绣”之一粤绣中的一大体系,乾隆年间,潮州的绣庄已有20多家。至咸丰年间,出口额已达1000万元以上。

潮州柑。饶宗颐教授总纂的《潮州志》称:潮州柑“岁输出津、沪、南洋,数值至巨,且曾远销伦敦市场,饮誉欧西。”同治九年(1870)出口5924司马担、值6663银两,光绪二十六年(1900)增至118071司马担、值181341关平两,宣统二年(1910)出口高达229385司马担。

茶叶。明、清明期,潮汕茶叶已从柘林港和樟林港出口南洋。汕头开埠后,茶叶出口额呈上升趋势,同治九年(1870)为72司马担、值2164银两,光绪六年(1880)为5429司马担、值104266银两,光绪十六年(1890)为8401司马担、值171192银两。此外,还有出口东南亚的渔网、咸菜、菜脯(萝卜干)和南金(神纸品之一)等。

到了民国时期,潮汕地区通过汕头出口的产品,主要还是抽纱、陶瓷、渔网、潮州柑、茶叶、咸菜等。由此可见,近代汕头的对外贸易,主要是靠潮汕地区各县的大力支持、挹注。潮汕地区的经济,也因汕头的推动而发展,和合共生,相得益彰。

余论

通过对近代的汕头辉煌的简约回顾就清晰地看出,对外开放、革旧鼎新、协调发展等,与当今习近平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相契合,所以借鉴近代汕头辉煌成功之处,更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指出,“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即理念决定思路,思路决定出路。因此,他在对广东工作提出“四个坚持”时,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就提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最后才是坚持改革开放。这样的定位正凸显坚持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性,即没有以新发展理念为先导,就没有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扩大、深化和健康、有效地发展。

然而,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必须清除与之相悖的陈旧思想,并且要敢于正视自已的不足,从而形成新的思维,拓展新的思路,正如世界未来研究会原主席、意大利籍的玛西妮博士所言:“中国和意大利一样,有着值得骄傲的灿烂文化,但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也产生一种传统文化的惰性,要注意克服”,在“今年蕃薯不比旧年芋”的形势下,假如还“倚老卖老”,关在自己的屋子里自言自语,津津乐道于历史的陈迹,自我陶醉于过的辉煌,结果只能找回对辉煌历史的自信,而非对现在与未来的共同发展走势的牢牢把握。(《“一带一路”全球发展中的中国逻辑》序言)假如不求真务实,从长计议,而喜欢“用快餐”、“吃软饭”,急功近利,结果是落伍掉队;假如仍是以邻为壑,不互敬互谅,结果是损人必不利己。“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衷心希望近代汕头辉煌的历史记忆,能够有助于现代汕头实现重振雄风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习近平读治国理政》,2015年6月,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出版。

《汕头市志》第二册,1999年12月,新华出版社出版。

冯并《“一带一路”全球发展的中国逻辑》,中国出版集团,2015年5月出版。

 

作者简介:王炜中(1941- ),男,广东潮州人,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原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