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历史 相关文章  201811期首页

宗族型义仓的历史演变及影响
——以周光镐义仓为例
郭伟波


摘要:义仓制度在历史上经历了官府、州县到地方宗族的发展变化,是以汇集民间力量为主的一种互助互济制度,主要作用是救荒、济贫,而这种救助制度随着政治、经济的变化,逐渐缩小范围,最终出现了一种宗族型的义仓。宗族型义仓主要依靠宗族血缘关系,联合族中力量,采用贷粮收息的办法,保证荒年不饥荒,且将利息用于族中扶危济困以及其它善事。本文以周光镐创立义仓为例,重点分析宗族型义仓的特点和缺陷,由此管窥潮汕地区在社会救济保障制度上发展状况。

关键词:宗族型 义仓 社仓 周光镐

义仓是以民间力量为主的一种互助救济性质的仓储,也叫社仓,义仓制度是“社会保障意识的萌芽”[1]。互助救济的义仓、社仓源于国家的仓储制度,这个制度从西周以来就存在:战国时叫平籴仓,汉称常平仓,隋文帝开始命名为义仓,唐朝又称为义仓,常平仓,五代称惠民仓,宋代称惠民仓、丰储仓,明代称预备仓、济农仓,清代又称常平仓等等。名称虽有不同,但是性质却都大同小异,都是在丰年储备粮食,以备荒年之用。“每岁秋夏加钱收籴,遇贵减价出粜”。[2]对维护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极大的作用。

宋代时,朱熹首次创造性地把官府的仓储制度运用到民间之中,将600石的粮食贷给百姓,夏季出借,冬季收回,每石收息二斗,年成不好,则酌量减息。十四年后,600石变成3100石,朱熹将这个方法称为“社仓”,对后世的影响十分深远。

朱熹创办的社仓相比于以前的国家粮仓已经缩小了很大的范围,常平仓是朝廷组织的国家粮仓,而社仓是地方州县组织的。朱熹把官府的常平米贷给百姓,再收取利息,收效甚大,之后就被推广开去,成为农村救灾济荒的主要方式,一直沿用到近现代。

有别于朝廷设立的仓储,“朱熹所倡导的社仓是一种官府与民间协作运行的粮食救荒形式。”[3]社仓与义仓也不宜完全等同,“社仓是民间善心人士所发起,民户自己经营,其支贷、收纳皆由社首、保正副负责,乃由民户轮流担任。而义仓属于县府,始终由府内吏员负责。”[4]而社仓与义仓的共同点都是有官府力量的介入。

到了明清之后,义仓又开始缩小范围了,贷粮收息的方式不变,但已经开始融入民间的宗族区域特性,逐渐变成更小范围的救济组织——宗族型义仓。此时的宗族型义仓已经不再是由朝廷的力量倡导的了,而是民间自发形成的,带有宗族血缘关系的救济组织,脱离了官府的力量背景。

在潮汕地区,最先受到朱熹社仓制度影响的应该就是明代的周光镐了。周光镐(1536-1616),出生于今潮阳峡山镇桃溪村,明朝隆庆五年(1571)年进士,历任南京主事、四川顺庆知府、建昌兵备道、山西按察使、大理寺卿等官职,功业卓著,文武双全,著有《明农山堂集》,饶宗颐称《明农山堂集》是“潮州明人专集称完备者”(《潮州艺文志》)。

万历廿四年(1596)周光镐致仕还乡,回到潮阳地区,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贡献:修桥、建塔、赡济族人、重修祠堂等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周光镐有感于族人生活贫困,无法自力更生,于是创立了义仓,赡济族人。

周光镐创立的义仓是依照朱熹的崇安五夫社仓而成,但对朱熹的社仓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朱熹社仓法推广于民间数百年,是“现代乡村慈善组织的雏形,是对政府扶贫济困事业的重要补充。”[5]这种社仓制度虽然也有缺陷,但是其实已经为宗族型义仓开启了先河。

所谓宗族型义仓是指依靠宗族力量,采用贷粮收息的办法,保证荒年不饥荒,且能将利息用于族中扶危济困以及其它善事的宗族救济组织。周光镐的宗族型义仓在潮汕的历史上当属首创,对后来潮汕的慈善事业以及家族结构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社会发展和民间宗族结构的变革,如今在农村里的宗族型义仓已经逐渐蜕变为无实体化的一种救助组织,不再局限于粮食的救助而已,而转化为具体的帮扶或金钱的补助。宗族型义仓在民间历史上的救济保障作用不容小觑,其中所蕴含的的制度理想也很值得后人借鉴。

义仓若以朝廷为主导,采用公办形式,往往容易滋生贪官污吏。虽然国家义仓、地方社仓的意义十分重大,但是因为“官府平抑粮价,赈济灾荒的措施,由于管辖关系牵制,贷放制度差异,加上官吏舞弊,致使运行的实际效果不佳,多半为时短暂,很快废坏。”[6]如果没有更优化的制度管理,那么义仓、社仓的发展都会面临中途凋敝的问题。

周光镐在宗族型义仓中,采用宗族私办的形式就能较好地避免贪腐问题,宗族型义仓中负责管理的人是族中推选出来的有名望有德行之人,且彼此有血缘,不至于贪污自肥,族人比较熟络,监督起来也很方便。古来但凡国家设置之义仓,多半容易出现贪污问题,而民间的宗族型义仓却总能长盛不衰,原因就在于此。

宗族型义仓的倡导者多为族中显贵,德高望重,因而才能一呼百应。周光镐地位崇高,辞官回家,见族中之人偶有贫窘无以为业者,婚丧无力以举者,贫不能举火者,忧心如焚,乃恻然伤之,方有设义仓以救族里之感慨,其法如下:

先于族中建义仓,首先捐资一百石,相当于30两白银,而后劝其族亲各捐200石,选择族中“公平有义行”的人主管钥匙以及货代粮食之事,立下规章制度,与朱熹社仓法基本一致。每石贷与一户,收息二斗,遇见欠收之年,就免除利息,只收本金,每年收入之利息另有用处,用途有:

一、资助学生与老师

二、资助丧葬费用,婚娶费用

三、资助孤寡之人

这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方法,合理统筹分配族中资源,取有余而资不足,收效显著。但也要防止族中人厚颜无耻赖账而破坏宗族型义仓制度,故而周光镐特立一条规则:“偷荡废业非为无耻者,虽贫不给”,另外,因为宗族型义仓力量有限,因此也不能贷与邻里,只限族中人,否则也办不下去。

从这个宗族型义仓的制度设立来看,周光镐既有对朱熹社仓法的继承,也有创新改良之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防止无耻之人窃取公众资源,故而偷荡废业非为无耻的族人,即使贫困也不会给予资助。这个是确保宗族型义仓资源能顺利运转的前提,如果无耻贪得无厌的族人太多,那么宗族型义仓肯定也办不下去。

周光镐的宗族型义仓制度,在朱熹的社仓法的基础上增加了宗族性质。遗憾的是,并没有突破朱熹社仓的局限,他所设立的宗族型义仓表面上看是救济制度,其实多少还是有点高利贷的性质,自身存在的局限也是明显的。

但是有一点很值得注意的是,周光镐把义仓的范围缩小到了以宗族为单位。朱熹的社仓是由朝廷出资,贷粮给百姓,而周光镐的义仓是由族人出资,贷粮给族人。这点区别不容小觑,义仓范围的缩小,并非只是限制参加人群的数量,而是直接限制了贷粮和救助的对象为本宗本族之人,这就给义仓制度抹上了浓厚的宗族血缘的色彩。这个变化对后代的潮汕慈善事业有着深远的影响。

宗族型的义仓救助,跟善堂救助,明显有不同之处,“善堂从产生之初就没有政府力量的加入,善堂的日常运营主要依靠村民的道德自觉与民间舆论维系。”[7]“潮汕善堂把儒释道文化熔于一炉,带有明显的地方宗教文化色彩。”[8]

宗族型义仓与善堂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血缘,有了血缘的限制,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管理上的问题,包括贪污受贿。宗族型义仓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就是弥补了制度上的缺陷,以宗族伦理关系来限定救助对象和方式,针对性强,而且监督管理更为容易;缺点是宗族型义仓的力量还是相对比较薄弱,小灾小病还可以应付,而遇见大灾难时就无法起到主要的作用了,这时就需要善堂力量和官府力量的介入。

无论如何,宗族型义仓解决了一些救济的小问题,对于维护宗族利益,稳定社会还是有非常直接的作用的。宗族型义仓也不同于潮汕地区的善堂制度,“善堂虽然多为潮人所立,但开展慈善福利活动,并无排他性,有困难需救助的人不分籍贯、民族、种族、阶层,都可从中获得帮助。”[9]

周光镐在设立义仓时特别强调一点是不能贷给邻里,就是因为邻里不是血缘关系,社仓的救济范围无法扩大到邻里,而能局限在本宗族以内。宗族型义仓在后来的潮汕地区,可以说已经大范围蔓延开来,因为它能很有效得解决一些官府解决不了的救济问题。官府的慈善救助能力范围也有限,无法逐一兼顾全国各地,但是带有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仓,本身就有责任和义务去帮扶救济,于是小范围的宗族义仓反而可以成为民间救济不容忽视的力量。

周光镐心系族人,退休后依旧不忘造福乡梓,此种胸襟令人叹服,宗族型义仓的设立若无族人鼎力支持与理解,恐难实行。天灾、兵燹、鼠虫等皆可以让义仓之粮食遭受损失,设置义仓实为吃力不讨好之行为,非有魄力改革之人不能为之。而任何制度本身都会存在漏洞,周光镐的宗族型义仓法虽立足点好,但其根本运作模式仍是依赖于高额利息,借贷粮食而取利息,一石粮食收取利息二斗,利息不可不谓不高。此外,宗族型义仓设立乃本于血缘宗亲关系,但是范围不大,力量也十分有限。但无论如何,周光镐之宗族型义仓建设,仍旧值得后人的肯定。而今国泰民安,周光镐的宗族型义仓虽已消失,然而创办者之本心善心,绵延不绝,化而为其它形态,渗透在今之潮汕乡村各处,如今在潮汕农村里,祠堂宗庙之重要性亦如周光镐之宗族型义仓,功能也更为复杂。

以庵埠郭陇乌门楼社为例,亦可以管窥宗族型义仓制度的现代模式。乌门楼建于郭陇古寨南门,约为明代嘉靖年间所建,至今已有四百余年历史,繁衍二十余代,至今每年仍有祭祀活动。乌门楼社是郭陇众多宗族社团之一,族中至今还有十多房头,每年三月初三祭祖,无一家缺席。每逢红白事,各房头都要出钱出力,有子弟出门读书也需要逐一到各房头拜访告知。祠堂的打理也聘请族中孤寡老人,每月发与工资。无论谁家生病、嫁娶,乃至庆典、修葺祠堂等等,各房头都会慷慨捐钱相助。

近年以来,乌门楼的发展面临危机,年轻一代宗族意识逐渐淡薄下去,他们对各房头长辈都已经不相识了,祭祖时也以老人为主。捐资之事每年次数很多,有的房头已经厌烦,从去年以后,乌门楼发生改革,不再分散筹款,定为每年一次捐款,各家各户量力而行,汇成一笔,由选举之忠厚人打理,专门待族人有需要时取用,平时就放在银行生利息,每年张贴流水账目供人监督。如此一来,诸事都得到解决。不用再临急抱佛脚,到各家筹款,而可以随时取用,大大加快了救助效率。

这种救助方式其实就是宗族型义仓的现代形式。家族性义仓其实并未真正消失,而是转化为其它的形式,依旧是以宗族力量为主,但是取消了收取利息的举措,朱熹社仓制度中的高利息问题不复存在,而只是集中族中力量办事,救助有需要的家庭。

对于周光镐的宗族型义仓,惜乎知者无多,有愧先贤。宗族型义仓的出现与后代的演变,其实都是顺应历史的变化,都有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回顾这段潮汕的尘封历史,再结合当下的潮汕乡村宗族的慈善事业发展概况,感慨良多,若真能平心而看乡村之历史沿袭变化,梳理其中脉络,自当可见另一番独特的风景。

参考文献:

[1]刘洪清,《义仓浅考》,《中国社会保障》,2014年第8期,第68页

[2]李华瑞,《宋代救荒史稿》,天津古籍出版社2014版,第648页

[3]陈支平,《朱熹的社仓设计及其流变》,《中国经济史研究》,第21页

[4]王德毅,《朱熹的社仓法及其对元明的影响》,《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16年第3期,第119页

[5]李涛,李金闯《朱熹的慈善思想及其社仓实践》,《中国非盈利评论》,2016年第2期,第131页

[6]许怀林,《南宋南城吴社社仓及其启迪意义》,《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7月第4期,第2页

[7]杜洁莉,《宗教慈善与艺术——近现代潮汕善堂文化探析》,《文化遗产》,2016年第6期,第124页

[8]周秋光,《潮汕善堂文化探析》,《历史教学》,2017年第2期,第31页

[9]陈友义,《潮汕慈善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探析》,《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0卷,第2期,第20页

 

作者简介:郭伟波(1984- ),男,潮州市金山中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