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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潮汕地区潮剧税捐问题探析
郭敏


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清政府赔款、外债浩繁,财政匮乏,鼓励民众捐纳。潮汕地区普遍实行 “戏捐”这一非正税的赋税形式。潮剧戏捐采用 “从价计税”和“从量计税”相结合的形式在潮汕地区推行,甚至还设立戏厘局,颁行戏捐章程,以监管各戏班完成纳税义务,这是政府当局寻求解决财政危机,破解开拓新 “财源”( 税源)难题的的尝试。然而,因潮剧戏捐是一种典型的“戏捐附加”,其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与营业牌照税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交叉,属于重复征税。作为一种敛财新工具,潮剧税捐在立法和管理上显然存在严重疏漏,立新而不废旧,逐渐形同虚设,终将退出历史舞台是必然之理。

关键词:晚清; 财政; 潮汕;潮剧;税捐;

 

戏捐是指政府向戏班或戏剧活动抽取一定税收以充公用的举措。潮剧税捐是戏捐的其中一类,是对纳税人在戏园、剧场、戏班举办潮剧演出的消费行为征收的一种税收。清末,朝廷内乱外困,更因鸦片战争,赔款、军费、外债等耗费不断。清政府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允许地方办理厘捐,巧立杂税名目,想方设法搜刮民脂民膏以解燃眉之急。潮剧戏捐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亦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作为“杂税”而产生的。“捐”最初指自愿的捐纳,后演变为以“厘”为名税捐,承担着“正税”的同样义务。潮剧戏捐向戏厘的过渡,则反映了地方政府对戏剧活动征收款项由临时性向固定过渡的轨迹,这对研究晚清民国税捐的发生和演变以及潮剧与社会生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学术界对晚清民国戏捐均有阐述,但对潮汕地区潮剧戏捐尚缺乏研究,本文拟探索潮剧戏捐在晚清民国潮汕地区的运作体系,也探讨潮剧税捐与地方社会的关系,以期解读晚清民国地方社会生活的经济变迁与现代化历程。

一、潮剧的兴盛与潮剧戏捐的形成

(一)潮剧的兴盛

潮剧自明嘉靖四十五(1566年)就有剧本传世,被誉为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之一。潮剧为潮汕地方戏曲剧种,流传于广东、台湾、东南亚一带,其中广东一带主要流行于粤东潮汕地区。在大众性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观看潮剧演出逐渐演化为那时期潮汕地区最主要的民众娱乐方式。“清末民国时期,观看戏剧演出在娱乐形式单一的传统社会,无论贫富、阶层和性别,几乎是唯一的大众娱乐”[1]。“迎神赛会演戏等事,几至无乡无之”[2],清末民国以来,每当遇到大型祭神、祭祖、节庆等民俗活动时,潮人往往会聘请戏班前来演戏助兴,观看潮剧演出的人总是络绎不绝。观演潮剧成为晚清民国民众的娱乐消费方式之一,也是当时潮剧演出兴起的一种标志。

潮剧又名潮州戏、潮音戏、白字戏,其属宋元南戏遗音,是宋元南戏的一个分支,逐渐演化,最终形成独特的潮汕特色地方戏剧。鸦片战争后,清末民国年间,汕头和潮州辟为通商口岸后,由此潮汕地区经济得到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客观上带来了戏剧演出市场的繁荣,很多戏班纷至沓来,包括潮剧戏班、外江戏班等。以外江戏为例,清末民初,外江戏以潮州为中心,被戏班搬出演于粤东地区。这一点从《广东汉剧音乐研究》的考察中可以得到证实,其中有记载“外江戏在粤东的鼎盛期,……即清咸丰同治年间(1851——1874年),当时最多时有三十余班,如普宁、潮安、潮阳、澄海、揭阳、饶平,闽南的漳浦、云霄、韶安等县都有一个至四个外江班”[3]。潮剧作为地方特色戏剧,潮剧戏班自然也进驻潮汕地区,营业性的演剧活动随之增多。随着商业化发展,商业化促使潮剧表演从露台到戏院,观剧从免费向付费发生转移。当时,戏班组织潮剧演出的“营业性”促使潮剧被搬演于乡镇城市中的酒楼、茶园式的戏院、庙台、馆台,草台的场面更壮观了。

潮剧兴盛于清末年间,据史料记载,清末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岭东日报》报导,当时“潮音凡二百余班,此为潮音戏鼎盛时代”。潮剧在潮汕粤东地区兴盛除了潮剧演剧营业性原因以外,还与当地官民的喜爱与提倡的推动分不开。萧遥天在《民间戏剧丛考》中有记述:潮州的乡土戏剧,当推今日盛行的潮音戏。潮语是潮汕地区方言,潮剧以潮语为舞台语传唱通俗易懂,广受当地官民接受和喜爱。同时,潮剧表演迎合了官绅活动的需要,据普宁潮剧爱好资深老人讲述:清同治年间,潮州总镇方耀率部队驻扎潮汕一带,常见为官兵请演“潮音”“白字”等地方戏。陈玉奇在《嘉应太平调》说明了来由,“从潮州请来潮音戏、纸影戏,目的是照顾清兵中潮普营的将士观看。”[4]

可见,潮剧应官民娱乐之需,呈现勃兴壮观场景。陈韩星在《近现代潮汕戏剧的地方戏曲》中描述道“潮人好戏,从明代中叶‘乡音搬演戏文’,‘富家大族’‘蓄养戏子’(嘉靖《广东通志》)。清代前期‘迎神赛会,一年且居其半,梨园婆娑,无日无之’(蓝鼎元:《潮州风俗考》)。到清末,‘大小衙门,各召梨园奏乐还神’,‘所谓赛会者殆无虚日’(光绪《海阳县志》)。又风行‘斗戏’,演出‘通宵达旦’”[5],由此可见:清末民国时期,潮戏成为当时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娱乐活动,潮戏发展迅速繁荣,鼎盛一时。

(二)潮剧戏捐的形成

嘉、道以后,清朝廷内乱外困,更因鸦片战争,赔款、军费、外债等耗费浩繁,致使广东地区事业凋敝不堪,经济萧条,财政空虚至极点。清末,为了摆脱财政危机,清政府推出不少试行方案,其中广东税制改革首当其冲。

据岁有生博士在《清代州县经费研究》考证中谈到“宣统元年(1909),清政府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将自治经费分为三类:一是本地费公款公产;二是本地费公益捐;三是按照自治规约之罚金”[6]。这则材料进一步揭示了清末为了解决财政问题,清政府允许地方办理厘捐。地方自治经费来源主要来自地方的公款公产、公益捐和自治规约之罚金。可知,公益捐包括附捐和特捐。可见,征收附捐和特捐是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潮剧是当时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娱乐活动,发展迅速繁荣,潮戏的鼎盛理所当然成为清政府眼中的“肥肉”,戏捐被划为地方税。

广东省政府整顿旧税制,推行新税制,颁行地方税法。如在《广东财政说明书》第七卷《正杂各捐》列示公布了“晚清杂税杂捐”情况[7],广东地方杂税杂捐名目中除了列举花艇捐、牛捐、鱼捐、车捐等若干项目以外,也将戏捐归入其中,可以理解为戏捐作为“非正税”的赋税形式出现在历史的舞台,潮汕抽戏厘之风滥觞。

二、潮剧戏捐的收取及其运作

与宴席税、油捐、火柴捐等相比,同为杂税的潮剧戏捐,其最明显的特征,在于有关章程的订立和专门机构的设置,实现了政府在分配、征收赋税以及维持秩序等方面的有效监管。

1902年7月岭东日报《戏厘述要》对潮剧戏捐主要情况有详实的介绍,为了讨论需要,摘录如下:

潮属戏班牌捐,为汕口苏安崎碌炮台弁勇薪粮经费专欵。日前经禀奉两院宪批准立案,在郡谕绅议定章程,设局开办,其章程各戏班赴局领牌,每演一台,准于戏价外加收公费银四钱,按月由该班缴银一十二两,每年以十个月为率,领牌之班悬挂台前,俾众周知,如未领牌即属私班,不许演唱,倘另换班名,即赴局报明换领,有歇业者将牌缴销,违者扣箱禀究,惟事阅多年流弊滋生,各班赴局领牌者甚属寥寥,亏缴饷项至八千余两之多,现经丁观察认真整顿,饬筹防局集众会议,兹据委员陈居纶、董理李芳兰等禀请印发新牌,饬局换给造报,并札各属示谕戏班务于见示一个月内将旧牌一律赴局缴销,换领新牌悬挂,其逾限无牌者,是图弊混,应准查拘班主及箱剧充报等情,丁观察既准如所请,出示晓谕,惟各班赴局呈缴旧牌换领新牌时,不准局丁人等需索分文,以免扰累云。[8]

可见,潮剧戏捐大约始创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按月缴纳,是一种地方税捐。经“两院宪批准立案”订立潮剧“章程”,并“设局”设置专门机构征收管理税款。从1902年7月20日《领东日报》潮嘉新闻一则关于“戏厘近事”报道称“潮阳开设戏厘局”[9],可推断出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戏厘局”,对潮剧税捐进行征收管理。

(一)纳税人

纳税人是课税主体,明确由谁承担纳税义务,是税收法律关系上规定的直接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光绪末年(1908年),朝廷开始征收戏捐。在城市主要是向戏园或剧场征收,在广大农村地区则是直接向戏班征收”[10],这可得论断:潮剧税捐征税的范围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农村。潮剧戏捐以在征税范围内的组织潮戏演出的所有戏班、戏园或剧场为纳税人。

(二)征税的对象

征税对象是指税收法律关系中征纳双方权利义务所指的标的物。征税对象明确了对什么征税的问题,可以是财产、所得、货物,也可以是资源、行为等。1902年,颁布的《戏捐章程》指出该章程适用于“赴局领牌”各戏班、戏园或剧场,这里的牌可以理解为准许开演潮剧通行证或牌照。“领牌之班悬挂台前”“如未领牌即属私班,不许演唱”,要求各戏班、戏园或剧场领牌悬挂以便稽查而资识别。可见,潮剧戏捐征税对象是以按《戏捐章程》规定通过戏厘局审核通过并颁发“牌”的所有戏班、戏园或剧场所举办的“潮戏演出”消费行为,建立了按地区分片管理的“查牌计征”的征收管理制度。

(三)计税的依据及方法

纳税期限是指纳税人按照税收法律关系规定缴纳税款的期限。一般“按年征收”的计税方式下,纳税期限为当年公历1月1日至12月31日,共计12个月。而章程规定“按月由该班缴银,每年以十个月为率”,体现了潮剧戏捐适度征收的原则和税收弹性的特征。潮戏“每演一台,准于戏价外加收公费银四钱”,即应纳税额的计算为:应纳税额=4钱×排演台数,这是采用从量计征的计税方法(从量计征是指以征税对象的重量、件数、容量、面积等为计税依据,按照固定税额标准计征的税收)。同时,章程中也有规定可以“按月由该班缴银一十二两”,即应纳税额的计算为:应纳税额=月数×12两。从价计征,是指以课税对象的自然数量与单位价格的乘积为计税依据。这种从价计征的计税方法亦为潮戏税法所采用。由此看到,潮剧戏捐采用“从价计税”和“从量计税”相结合的形式在潮汕地区推行。

戏厘局采用核定征收的方法管理全潮戏捐。由税务机关采用合理的方法依法核定纳税人应纳税款的一种征收方式,简称核定征收。戏厘局确定纳税人应纳税额时,采用“每演一台,准于戏价外加收公费银四钱,按月由该班缴银一十二两,每年以十个月为率”的合理方法核定纳税人应纳税额,属于核定征收税务监管方式范畴。

(四)违规惩治的处理

为了征收管理潮剧税捐,戏厘局担任着潮汕地区潮戏税费的征管任务,一方面以向戏班、戏园或剧场颁发“准许开演潮剧通行证或牌照”方式约束征管戏捐,另一方面还建立了一套惩制机制。以上《章程》提出三点惩治意见,第一点指出对更改戏班、戏园或剧场单位名称的,要赴局“报明换领”(更换牌照)。若不依《章程》执行,违者“扣戏箱”并上报上级机关“禀究”承担相应责任。第二点对“歇业者”(停演的戏班、戏园或剧场)着令“将牌缴销”(将颁发的牌上缴并销毁)。若有违者,“扣戏箱”并上报上级机关“禀究”承担相应责任。第三点,对根据《章程》规定需要更换或领取新牌的戏班、戏园或剧场,“其逾限无牌者”,情节较为严重“是图弊混”,违规惩治的方式是“查拘班主及箱剧充报”。

(五)潮戏厘捐的监管

1929年《汕头市政公报》48期收录了一则关于潮戏厘捐的布告,标题为“会同全潮戏厘委员会布告开投全潮戏厘捐”[11],这则告文告诉我们一个事实,戏厘局内设了“全潮戏厘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来负责具体实施潮戏厘捐征管工作。

纳税检查也是潮戏厘捐监管的重要环节。《汕头市政公报》一则关于汕头市市长“更正摊派全潮戏厘捐数目表”[12]照案,呈广东教育厅核办令(1932年第84期),因“查核原表数目,总数不符,究竟是何错误”发现有不一致情况,要求“呈复办理全潮戏厘捐及分配数目情形”,提出“请察核由”纳税检查任务要求,特令“潮阳县政府维持原案”,并将原提交的《摊派全潮戏厘捐数目表》发还,要求“仰即分别更正”,径呈本市核办,以资考核。诸如此类的纳税检查措施有效的遏制了偷税漏税的行为。

(六)潮戏捐款的支配

戏厘局在管理体制上,受地方政府领导,潮剧戏捐款项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以“公款”入库,税款由政府统一支配。其全潮戏捐“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最后由地方政府支配用于地方性建设之中。具体分拨到哪些单位组织呢?1931年《汕头市政公报》一份公函帮我们解答了这个问题。“查全潮戏厘捐,系为全潮各县市地方公款,除照案分拨潮州苗圃,产科学校,省立二师,省立商业,东江教育促进会,留法学费,报界公会,市党部,市立苗圃,友联中学,市立一中,市立女中等经费外,尚有潮安揭阳澄海惠来大埔饶平丰顺普宁南澳各县教育补助费一项……”[13]。“将本届全潮戏厘捐,分借惠来,开筑南山通葵潭两公路石方桥涵费,给汕头平民新村建筑费之用,请察核备案”[14]。可见,潮剧戏捐款被征收后由地方政府支配用于地方教育、城镇乡村的建设、城乡公益事业等社会公共的需要。

(六)征管的方式

晚清民国时期,戏厘局征收潮剧戏捐采取直接征收和招商投标承包的征管形式。

潮阳开设戏厘局,各乡均未之遵抽也。十四日有司马浦乡某甲往县购物,为戏厘局线人所得,戏厘局欲将此人送官追究。适有人出而缓颊,将所欠戏厘还清,而戏厘局始将其人释去。[15]——材料摘自1902年7月20日“戏厘近事”《领东日报》,第三版

这则《戏厘近事》的报道揭示了:潮剧戏厘局在晚清成立之初采用“直接征收”的方式征管潮汕地区的潮戏税捐。“潮阳开设戏厘局”负责征收戏捐,因各乡纳税人“均未遵抽”,被戏厘局缉拿“欲送官追究”,后来因为“将所欠戏厘还清,戏厘局始将其人释去”。可以发现潮戏税捐由戏厘局直接征收。

民国时期,沿用清制。到了民国中期,政府和地方当局横征暴敛,再加上夜戏被禁“夜间唱戏者,限十二点钟停唱,欲请唱戏者,因之大为扫兴,往年冬至节,唱戏以祭祠者,今年一概罢唱”[16]以及戏剧改良等原因“禁止潮剧织云班来汕开演”[17],直接削减了戏班戏园潮戏收入,“有碍戏捐”,戏班戏园“营业”疲累,已出现不同程度的抗捐不纳现象。面对收不齐戏捐,地方政府当局启用招商投标“承包”的征管形式与戏班戏园进行博弈。1932年揭阳县政府一份关于《公函揭阳县政府请转饬制止典利公司分拆承戏厘捐一半由》[18]的公函中提到“现据揭阳戏厘捐征收员呈称,兹有典利公司,赴揭阳县政府,请折出戏厘一半,由伊承办”“揭阳之有戏捐,应除出三百元为县署游击队经费外,其余批价县公署与戏厘局各得一半,原文在案,已成铁案……兹从县政府一半范围,应征应提出自行批商,其余一半仍归全潮戏厘捐征收处承商主批,各收各饷,永不相淆”,从中可以了解到当时潮属各县的潮戏税捐被“承包了”。潮属各县的戏捐一半由县政府公署和另一半由戏厘局分别征收,其中县政府公署和戏厘局自行招商承办。

(七)潮剧戏厘招商投标承包征收制

潮剧戏厘招商投标承包征收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地方政府把潮戏税捐以某一固定数额承包给私人或公司或组织征收,并在确定参加投标前收取押金,“备足压票金毫洋五百元”[19];二是采取招商投标形式,以标额最多者为承包人;1930年《汕头市政公报》中关于“开投全潮戏厘捐章程仰各照由”[20]了解到“核定年饷毫洋四万四千五百四十元为底价,以出价超过底价最高者承办”的内容,这一则布告说明了以上第一点和第二点的特征。三是承包人的实征戏捐数额,大于承包戏捐数额,其两者的差额,就是承包人的收益。四是公开招商投标依《开投承办全潮戏厘捐章程》(可见文末附件一)拟定要求,提请“戏厘委员会”参议会议,开投之日应有“各县府机关”[21]或“汕头市党务整委会,暨全潮戏厘委员会各委员及总商会”[22]派员莅场监投,并层转各县政府备案。

晚清民国时期,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戏厘捐局”对潮戏税捐进行征管,在管理体制上,受地方政府领导。该局内设了“全潮戏厘委员会”的内部组织来负责具体实施潮戏厘捐征管工作,采取直接征收和招商投标承包的征管形式,采用从价计税和从量计税相结合计税方法,建立了按地区分片管理的“查牌计征”的征收管理制度,逐步加强了在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农村征税范围内组织潮戏演出的所有戏班、戏园或剧场的纳税征管工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纳税核定征收和纳税检查方式也是潮戏税务管理的重要环节,有效的打击了偷税漏税行为。

三、潮剧戏捐的危机与地方社会

晚清民国时期,潮汕地方政府拓宽税源,征收潮剧戏税的的初衷,是借此解决财政问题,便于统治。尽管潮剧戏税的征收,在相当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财政收入筹措难题,对潮汕地区近代地方教育、城镇乡村的建设、城乡公益事业等社会公共需要的建设起了重要作用。潮汕地方政府成立戏厘局,制订了较为完整的章程来加以监管,但潮剧戏捐征收制度和管理中仍存不足,这不仅使得潮剧戏捐征收难以为继,而且其管理制度难以持久,总体效果微乎其微,名存实亡。

(一)潮剧戏捐的危机

1941年7月1日起,广东省开征营业牌照税。《广东省各县营业牌照税征收章程》[23]规定:“凡经营戏馆、舞场、酒馆、旅馆、饭馆、球房、屠宰户及其他应取缔之营业,均征收营业牌照税”“营业牌照税为直接税,由商人缴纳,不得转嫁顾客”“戏院业以座位在500人以下为标准,分为甲、乙两等,甲等年税额400元,乙等年税额300元”。营业牌照税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与潮剧戏捐的征税对象和计税依据交叉,属于重复征税。潮剧戏税在立法和管理上显然存在严重疏漏,致使20世纪40年代以后潮剧戏班、戏园的日常管理秩序日趋混乱,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地方豪强依仗权势,长期占用戏捐,拒捐不缴。萧遥天《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有载:“张中丞联桂守潮州时,有禀请抽厘者……盖其时潮之缴戏,半出方氏,陋规不肯缴府”[24]从这则记载中,反映出潮汕地区政府当局不仅将戏捐征收付诸实施,但存在戏班“不肯缴府”拒税现象。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记载中戏班“半出方氏”为何敢叫嚣拒税,原因在于时任潮州总兵的方耀势力强大,私自占用戏捐。

二是有牌戏班无力服从地方政府当局的安排,公然拒税。随着民国建立后,内政更迭,政府当局为了解决财政问题,不断提高税收。地方政府是戏税征收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地方政府为了提高税收,利用职务之便,巧立名目,压榨商户。诸如对于应免予加征戏税范围照常加收,1933年时任汕头市市长兼主席翟宗心发布《公函潮安县据戏厘捐征收处呈请明令撤销附加费请查照撤销见复由》强调“函请潮安县政府除游神演戏外免予加征,但现查潮安县各区虽非游神演戏亦照加收”[25],这无疑是致使符合“查牌计征”的有牌戏班增加税负,无力服从地方政府的管理,“请予提出抗议”[26],被逼无路公然抗税。如1933年《商报》记载了“各戏班竟敢籍此抗饷,亟应查缉勒追”[27],很好的印证了这个问题。

三是无牌资格戏班擅自开演,逃税不捐,严重扰乱正常管理秩序。潮剧戏捐收入归地方政府所有,对比第二点指出有牌戏班除了完成“完纳正饷,何得受斯额外加收”的事实难处,无力服从地方政府的管理,被逼无路公然抗税的事件。这一事件从侧面说明会不可避免的滋生戏班、戏院为了逃税,故意不领牌,逃过“查牌计征”的缴税任务的现象。设想,无牌资格戏班、戏院擅自开演,逃税不捐,这对于有牌戏班、戏院除了完成按规定完成纳税义务,显然是不公平的,严重扰乱正常管理秩序。

四是额外加收其他费用。如维保管理费和县市各项附加,地方政府建立了潮戏税捐监管制度,成立戏捐管理会负责征收潮剧戏捐及其附加费,据1932-1933年《汕头市政公报》有记载:“三百元为县署游击队经费”[28]“揭阳县属各区,向来对于演戏之乡,每台征收警费二元”[29]“潮安县每演戏一台,附如抽捐二十元,比之原饷五倍之多,兼之该县地方各项附加,每台戏一日计厘捐须五十余元”;再是潮剧戏捐采取“招商投标承包”的办法,由承包人管理征收,以各种名义收受经费,层层中饱私囊。如1932年揭阳戏厘捐征收员称“窃查揭阳戏厘捐一项,久被奸商狡串,短解中饱……揭阳批价故有一定,就连年来有增无少”[30],这种税捐附加积少成多,戏班“何得受斯额外加收”,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二)潮剧戏捐与地方社会

首先,“潮剧戏捐向戏厘的过渡”改变,既有自身发展逻辑动因,也有地方政府当局基于自身利益考虑所形成的外部推动,而最终体现为国家统治者发起的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税制改革。博士生导师王瑞光先生在其专著《中国早期电影管理史》中介绍过“捐”与“厘”的区别以及演进:“在中国,最初税和捐是不同的。税的前身是贡和赋,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取得收入的一种方式。捐的本意是用钱财助人,有捐助、捐献、捐赠之意,是自愿行为。但到清咸丰年间,捐被赋予强制的性质,等同于税。”[31]民国戏捐沿袭旧制,随着潮剧的商业化发展,戏捐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戏捐向戏厘的转变过程则反映了这项杂捐向常规性的税收变化的过程,承担着“正税”的同样义务,同时也体现了地方政府对戏剧活动征收款项由临时性向固定过渡的演进轨迹。

其次,戏捐反映的是地方政府与潮剧活动的权力和经济联动关系。地方政府是戏税征收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最大的受益者。潮剧戏捐款被征收后由地方政府支配用于地方教育、城镇乡村的建设、城乡公益事业等地方建设中,地方政府以缓解当时的财政收入筹措难题为目标,更是致力于增加戏捐收入;而潮汕地区是潮剧活动的重要集散地,也是潮剧活动通向外部的窗口。潮剧戏班、戏园在潮汕地区组织潮戏表演活动的频率、积极性直接影响地方政府的戏捐收入。可以说二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潮剧活动为与潮汕地方政府提供了税源要素,反过来,潮汕地方政府的举措也有利于潮剧活动经济良性循环。如潮汕地方政府只按“每年以十个月为率”为标准对潮剧活动征收戏捐,“优待”了潮剧活动,戏班、戏园更有“动力”组织潮剧表演活动,创收后缴纳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款,这可见地方政府在潮剧戏捐上联动关系更具明显了。

最后通过研究晚清民国税捐的发生和演变的轨迹,对更进一步探索当时潮剧与地方社会生活关系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潮剧戏捐的滥觞,一个由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农村构成的财政戏捐体系,在民国之前就已初具规模。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开投承办全潮戏厘捐章程》等规范监管潮戏戏捐,反映了晚清政府开始有意将潮剧戏税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地方政府设立了“全潮戏厘委员会”负责的组织潮剧戏捐的收取及其运作,构建了按地区分片管理的“查牌计征”、纳税核定征收和纳税检查的征收管理制度,解决潮剧税捐征收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这彰显了中央政府企图增加财政收入的努力;然而自20世纪40年代,广东省开征营业牌照税。此时推行潮剧戏捐已属于重复征税,背弃了税法立法原则。1939年汕头沦陷,民众朝不保夕,时人对诸如戏捐的“税赋附加”产生了冲突和抵触,使得潮剧戏税在近代化进程举步艰难。这凸显出地方财权与税法之间既存在共生性,又具有对抗性的复杂态势。

四、结论

潮剧戏捐的建立、收取及其运作本质上巩固地方政权的需要,客观上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政策是阶级意志的体现,从一开始便被打上敛财工具的烙印,故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由自身立法和管理上的缺陷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文章通过潮剧戏捐向戏厘的过渡以及地方政府与潮剧活动权力和经济的联动关系两部分,来探讨潮剧戏捐与地方政府互动,呈现了潮剧在清末民国潮汕地区演变的过程。我们研究近代潮剧戏税征收制度在潮汕地区的建立、收取、运作以及废止的演变,探索往昔的经验从而厘定某些现代文明秩序中的一般规律,以兹借鉴。

参考文献:

[1]郭敏(1983—)女,广东揭阳人,主要从事近代潮汕经济思想史及税法理论的研究。

[2]芦玲:中介机构与戏剧演出市场[J].江汉论坛,2014(8):116.

[3]曾景辉:最新汕头一览[M].汕头:虎豹印务公司,1947:9.

[4]丘煌:广东汉剧音乐研究[M].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03:2.

[5]陈玉奇:嘉应太平调[M].大众文艺出版社,007.12:206.

[6]陈韩星:近现代潮汕戏剧[M].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6:18.

[7]岁有生:清代州县经费研究[M].大象出版社,2013.01:191.

[8]《广东财政说明书》卷7,“正杂各捐”.

[9]《戏厘述要》,《领东日报》1902-08-04,第三版

[10]《戏厘近事》,《领东日报》1902-07-20,第三版

[11]宋希芝:戏曲行业民俗研究[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03:215.

[12]《佈告会同全潮戏厘委员会佈告开投全潮戏厘捐》,《汕头市政公报》1929年第48期:56-63页

[13]《呈教育厅更正摊派全潮戏厘捐数目表请察核由》,《汕头市政公报》1932年第84期:11-12页

[14]《佈公函各县暨苗圃主任等拟将全潮戏厘捐拨助各县教育费款项移拨为各县麻疯口粮由》,《汕头市政公报》1931年第72期:6页

[15]《第六届省政府会议录》《广东省档案馆》,1987-12,第576页

[16]《戏厘近事》,《领东日报》1902-07-20,第三版

[17]《李太尊严禁淫戏与优界生计之关系》,《领东日报》1905-12-01,第四版

[18]《训令公安局自本年八月三日起一年内禁止潮剧织云班来汕开演由》,《汕头市政公报》1929年第48期:133-157页

[19]《公函揭阳县政府请转饬制止典利公司分拆承戏厘捐一半由》,《汕头市政公报》1932年第83期:210页

[20]《佈告会同全潮戏厘委员会佈告开投全潮戏厘捐》,《汕头市政公报》1929年第48期:72-89页

[21]《布告开投全潮戏厘捐章程仰各照由》,《汕头市政公报》1930年第55期:26-45页

[22]《训令戏厘捐管委会征收处准县政府函复请照厅令公开投承并请县府机关监投由》,《汕头市政公报》1933年第88期:3-5页

[23]《布告开投全潮戏厘捐章程仰各照由》,《汕头市政公报》1930年第55期:26-45页

[24]国家税务总局组织:中华民国工商税收史:地方税卷[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04月:365页

[25]萧遥天:潮音戏的起源与沿革广东省戏剧资料汇编之二[M].广东省艺术创作研究室,1984年:

[26]《公函潮安县据戏厘捐征收处呈请明令撤销附加费请查照撤销见复由》,《汕头市政公报》1933年第90期:26-28页

[27]《公函潮安县据戏厘捐征收处呈请明令撤销附加费请查照撤销见复由》,《汕头市政公报》1933年第90期:26-28页

[28]《潮剧中一天香等班欠缴戏捐》《商报》,1933-11-26,第7版

[29]《公函揭阳县政府请转饬制止典利公司分拆承戏厘捐一半由》,《汕头市政公报》1932年第83期:210页

[30]《公函揭阳县政府据戏剧同业公会呈请准令戏捐管理会提案讨论制止额外加收等情请饬属查照向章办理由》,《汕头市政公报》1933年第88期:9页

[31]《公函揭阳县政府请转饬制止典利公司分拆承戏厘捐一半由》,《汕头市政公报》1932年第83期:210页

[32]王瑞光:中国早期电影管理史(1896-1927)[M].中国文联出版社,2016.04:123-125页

 

作者简介:郭敏(1983- ),女,广东揭阳人,广东省揭阳职业技术学院、经济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7年度潮汕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结项成果,项目编号:17LW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