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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昌时《韩江闻见录》述论
吴二持


提要:郑昌时著《韩江闻见录》,是现存潮汕文献中较有价值的一部,其内容相当于子部小说家类杂事和异闻、史部地理类杂记、传记类杂录的笔记著作。全书共十卷,其中卷十收录作者的学术著作。《韩江闻见录》虽然全书不过二十余万字,但内容却极为丰富,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既丰富坚实却又显得芜杂、驳杂。本文对其作简要的叙录评介述论。

关键词:郑昌时 《韩江闻见录》 文献价值 述论

 

清郑昌时著《韩江闻见录》,是现存潮汕文献中较有价值的一部相当于子部小说家类杂事和异闻、史部地理类杂记、传记类杂录的笔记著作。全书共十卷,其中卷十则是收录作者的学术著作。《韩江闻见录》“内容述忠臣、孝子、义士、高人、奇士、贞女、节妇等之嘉言懿行;天文、地理、山川、水火、木石、花卉、兽禽、鳞介、昆虫……之异状;神鬼、仙佛、僧道之灵奇;《丹经》要旨与炼丹之秘诀,百粤胜迹及地方掌故之探源;治海防、治都里之对策;以至图书、文字、《易》学、诗学、韵学种种之发凡,博无不包。” [1]内容既丰富多彩,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又略显芜杂、驳杂。本文拟就该书略作叙录述论,以就教于方家。

郑昌时,清乾嘉时海阳(潮安)人,后改名“重晖,字平阶。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弱冠补博士弟子员,食廪饩,有声。太守黄安涛以疏治韩江水道下问,重晖献策具图说进,太守深器重之,延为东隅义塾掌教。时地方多故,巡抚祁

临潮,重晖进权宜时务万言策。巡抚奇其才,辟充幕府,以明经终。所著有《说隅》、《开方考》、《韩江闻见录》、《岂闲居吟稿》行世。”[2]

郑昌时的《说隅》、《开方考》等书今未见。《韩江闻见录》据云曾有郑氏自刻本,今也未见,现在能见到的是清道光一年(辛巳)陈作舟等参校、道光四年(甲申)文玉楼刻十卷本。广东中山图书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等所藏,皆是此本。(汕头大学图书馆、汕头市及各县属单位现在能见到的,多是据此本誊影的复制本。)香港潮州会馆印制的《潮州文献丛刊之四》的《韩江闻见录》,就是根据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所藏此本,由林建翰先生勘版影印的(林先生有《勘版书后》一文附书末,已改正了个别较明显的错字,但因无他本可校,尚有不少错讹未改)。原书卷首有洪肇基序言,略云:“郑君平阶,卓荦士也,性聪颖,多读等身书。为举业,高古有奇气,尤喜吟诗。但人多见平阶之善于诗,或未知其别有著作也。尝成《说隅》、《开方考》二书,刊行问世。近又成《韩江闻见录》示余。余读而叹曰:‘才大者,固无所不可乎!'《说隅》推阐易数,说理之书也;《开方考》依据礼经,考典之书也;此书之作,则又即其闻见所及,采而录之,以别为说部之书,是何不穷于所出也。经纬剪裁,一准史法,而又寓阐至理典则,事具首末,语成篇章,其殆小说家言,规以传记体,且陶铸语录、考据者乎?亦可以观于世矣。”[3]

在《韩江闻见录》中,可以看出,郑昌时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基本上是一位正统的儒生,属于儒家的,不过也有佛、道的影响,但正统儒生的思想学问、道德文章,是此书的基本点和出发点。这是需要先予指出的。

在《韩江闻见录》卷一,郑氏在记《相国石 双忠祠 大忠祠》篇中,引录文天祥题潮阳东山双忠庙壁《沁园春》云:

为子死孝,为臣死忠,死又何妨。自光岳气分,士无全节,君臣义缺,谁负刚肠,骂贼张巡,爱君许远,留取声名万古香。后来者,无二公之操,百炼之钢。(引者按:此处原引文有“嗟哉”二字,疑为引者或批者感叹之语,今删去)人生翕歘云亡,好烈烈轰轰做一场。使当时卖国,甘心降卤(虏),受人唾骂,安得流芳。古庙幽沉,遗容俨雅,枯木寒鸦几夕阳,邮亭下,有奸雄过此,仔细思量。[4]

从引录这首词,可看出唐代的张巡、许远、宋代的文天祥,是郑氏心目中的楷模,忠君爱国是他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所在。他丁巳游潮阳谒双忠、大忠(祀文天祥)二祠题句云:“当年慷慨一杯酒,今日焄蒿双庙坛。厉鬼有灵埋碧血,孤臣无地着黄冠,江淮保障天心在,岭海崎岖国步难。唐社再兴宋终屋,共悬青史寸心丹。”就是他思想品格的很好说明。又郑氏所作的关夫子庙联云:“志在春秋,足与尼山千古;目无吴魏,岂容汉鼎三分。”也是相似的思想取向之作。在《韩江闻见录》卷一中,郑氏还有几处自叙性的材料,如自题斋居联云:“五十学易,日寡过,日知非,将以后顺耳从心,胥恐惧修省岁月;三百诵诗,为温柔,为敦厚,于此中察伦明物,得兴观群怨性情。”[5]看来,郑氏大概因为“以明经终”,只作过幕僚,没做过什么官,难以有张巡、许远、文天祥一类的经历,因此虽奉这些人为楷模,但不能有相似的自我实践机会,只能以儒家的思想观念和道德文章自期,像这副自题斋居联语,就是他正面的自我表白。卷一中郑氏所记载的甲申明亡投井赴难的潮幕僚黄义士安,地位身份和郑氏相似,作者就作了两首诗吊之,给予表彰:“十七年来望圣仁,曾言一介不为臣,井间抱石悲端午,殿上鸣钟痛甲申,毕志海邦先令长,修文地府更贤宾。甘泉苦节贞莲幕,碧涨相望正气伸。”“古城开落木棉花,愁听黄

故放衙。二月鹃声悲望帝,孤忠鱼腹吊怀沙。布衣未伏陈东阙,幕次难输文相家。灼肉闯廷羞劝进,底尝扬涉保荣华。”还在诗末评为“昭大节于日星”。[6]这样的高度的赞扬表彰黄安,也可以窥见郑氏自己的思想品格。

郑昌时是一位正统的儒生,他关心时务,具有多方面的学问修养,又很注意潮汕地方文化的诸现象,多有记载和评论;关注潮汕地方名胜古迹、掌故传说。表现在《韩江闻见录》中,就显出思想取向和价值观念的庞杂性。

其实,就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本身来说,也是很庞杂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虽然一直以儒家、儒学、儒教为主流,为入世的正统思想,但也从来就有道家、佛家、道教、佛教的文化思想,而且,历来有三家互补、三家合一之说,而无论是儒、道、佛各家文化,其思想文化成分,既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而且都是纠结在一起的,这就具有很大的复杂性。比如,儒家强调人本位,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修养,把人的正心、修身的道德修养看成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这是有较多的积极成分的;但是,儒家的“三纲”(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所谓“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虽然也有伦理道德方面的积极因素,不是百分之百的谬论、消极面,但其中的确包含着使人不成其为人,或者说使人异化为非人的封建教条的因素,而人本位、人的自我完善和使人成为非人的封建教条正是纠结在一起的,是一个东西的两种成分或两个方面。又如道家虽然否定儒家的等级制度,主张放任自由,在不使人成为非人方面有其积极性,但却缺乏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忧患感。再如佛家文化强调世法平等,众生平等,提倡勇猛精进,劝人为善,这有积极性;但他又讲因果报应,转世轮回,又颇消极的成分。至于道家、佛家世俗化后的道教、佛教,情况就更复杂了。

郑昌时基本上是正统儒生,其书也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也兼有某些佛道思想,选材庞杂,评价参差,但大体上来说,还是贯串了儒家的“人本位”思想,记载描述评论的,也大多是人及人事(也包括某些颇具“人性”的神仙鬼怪;这些方面,占了全书的大部分篇幅。从整体内容看,多具儒佛两家之传统;而从其笔调之闲适、叙述之冷静来看,则又深具道家之修养,只是道家思想较少流露于内容方面。同时,因为郑氏是潮汕人,他“闻见”并采“录”的,多是和潮汕地方有关的人事。如该书卷一就有好几篇是记载来潮“兴学”的刺史韩愈及其有关的事迹、遗迹的,并由韩愈而及于受到韩赏识重用的赵德。又记载了宦潮的“十相”,潮之“八贤”,以及高士陆竹溪等人。而且,也记载了潮汕的“福神”,即揭阳霖田都的独山、巾山、明山的“三山神”,并写了颂赞;以及桃都登岗山的天旱能祷雨的“风雨使者”孙氏子,并在“风雨使者”立庙之后还为拟《迎神之曲》和《送神之曲》。当然,这些传说记载当然免不了有道教神仙家言中的迷信成分,现在看来难以置信。但是,郑氏所传扬的,是关心潮汕人民的水旱灾祥,愿潮人得到福祉,他在记述这类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仁者之心,是显而易见的。书中记载杨学博冠山国王庙联云:“枫吐红莲,启明山巾山独山之瑞,以耀灵区,神功并懋;凤衔丹诏,显丰国报国宁国之庸,而扶景运,王爵常尊。”又郑氏的拟孙“雨仙”庙联云:“鼓铸阴阳,以风以雨;馨香桑梓,曰圣曰仙。[7]都可以作为郑氏关怀桑梓人民的旁证。因此,对潮汕地方的这些历史文化材料,决不能用简单化的方法来对待,不能用“迷信”来一口否定,而需要深入解读,慎重爬梳,细致分析,认真辨别,来一番“爬罗剔抉、刮垢磨光”的工夫,才能够达到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同时也扬弃和改造地方旧文化,再造地方新文化的目的。

以儒家的“人本位”思想为基点。《韩江闻见录》卷四记载了若干忠臣孝子、贤母烈女,以及处士、贞女、节妇等的事迹,看来是根据当时当地的传闻,加以组织和剪裁成文的。从作者当时的角度来看。带表彰性地记载这样一些人物的言行事迹,既是存史,也是他的思想观念的必然体现。但是,郑氏所记的若干事迹的可信性,现在来看,有些是要打折扣的,如“隐形术”、“避箭布”之类,仍停留在巫术阶段的思维上,当然,巫术的思维无论在世界各国,还是在中国传统,都是古已有之,至今也并未完全绝迹。从科学角度来看这些应该是无稽之谈,这也许是传闻过程中某些传播者的想象或捏造,但是,这些人物事迹中的忠、贤、孝、贞、节、勇等行为,也并不是无可供继承、肯定的思想材料。如《忠臣坟》一则中,记明嘉靖时薛子修(宗恺)给谏上表“极论太宰汪鋐憸佞。鋐伺间用微言激上怒、遂下狱,杖八十。”这个汪鋐,据史籍记载是个“为人机深,外疏直而内倾险,善窥时好为取舍”,“排陷善类”的佞臣权臣,薛子修敢于直接向皇帝揭发和抨击这样的奸佞之臣,确是郑氏所说的“争日月光”的“忠烈”。对这样的人物予以彰扬,在现在来看也是非常必要的。又如《孝子刀》一则记载孝子蔡三从孝悌观念出发,识破和惩治了靠妖术骗钱的“堪舆妖人”,也是令人称快的;因为,以孝悌为本的正派人,以其一身正气,战胜了用妖术来骗人钱财的“堪舆妖人”,这自然是值得传扬和称赞的。还有,《烈女刃》的杀掉奸淫掳掠的贼兵的毕烈女,《女搏虎》的报夫仇杀虎的“烈而武”的妇女等等,虽然是宣传正统的东西,其中自有某些可资传扬的正面因素,具有一定的思想文化价值的。其他记载,虽然大都是在正统观念之下,但其中也有一些与封建正统观念并非同构的东西。如《诡娶黄五娘》一则,虽然与潮州古戏文如嘉靖写本《荔镜记》和万历刻本《荔枝记》[8]的本事颇为不同,与现在经过改编还在传唱的《荔镜记》和《续荔镜记》更有很大的不同。但这一则所记载的,可能是有关陈三五娘传说的某一发展阶段的情况,自有其一定的历史价值,因为它毕竟不是乖乖地按封建婚姻制度办事,而是向这种僵死的制度开了一个玩笑,即使是用“诡计”,终于使才子佳人得成佳偶,毕竟还是大快人心的。又如卷六《辞郎洲》一则,记载宋都统张达之妻陈璧娘,在其夫前往“扈从宋帝”之后,“犹自督率义兵,与元人力战”的故事,与《潮州府志》(吴志)、《云霄县志》的有关记载,同为新编潮剧《辞郎洲》所取资,也自有其文化上以至思想上的一定意义的。至如《双虎棒》一则,记载了一个俞学棒法却能棒杀双虎的韩江“奇男子”帮助清军“平岭南”诸酋寨的故事,则和钮琇《觚賸·雪遘》中所记的吴六奇的故事颇相似。

很明显,郑氏对其所记载的人及事的评价,或揄扬称赞,或责备抨击,思想取向是比较明确的。但也并非全是非此即彼,也有一些是采取了有保留的辩证的评价态度。如《二太爷》一则,既认为这个人物是“草泽之奸民”,又认为“不避难,不累友,有侠客风”,仍然是正统观念,但持论比较客观,又如《诡娶黄五娘》所记载的事迹形态,显然比不上新改编的《荔镜记》和《续荔镜记》的以陈三和五娘的真情作故事的基础,只是以“诡计”作故事情节的基点,郑氏也声明“此诡计也,本无足述”,态度比较超脱和客观。由于有了这样的态度。也就使书中记载的人物的事迹较具客观真实性,大体避免用观念歪曲事实的弊病。

至于卷三的记人事,则是从“八岁”到“百四十岁”,各年龄层次的人物都有,有八岁神童苏福的三十首从“初一”到“三十”的《咏月诗》,又有二十二岁状元林大钦的被皇帝“亲擢第一”的著名对策,还有百二十岁贤母郭真顺在明初定鼎时遮军门上指挥俞良辅的诗。这些都是潮汕历史上杰出的人物事迹。神童苏福的诗,写得很有才华和灵气。如咏“初一夜月”诗有云:“却于无处分明有,浑似先天太极图。”咏“初三夜月”云:“何人伸得披云手,错把青天搦一痕。”都是很有内涵的诗句,而且我国传统的咏月诗虽不少,但多是咏月圆时,像苏神童这样一口气从“初一”到“三十”共三十首,几乎是绝无仅有的,非常有特色。状元林大钦的“对策”,敢于指摘皇帝的“圣策”,好几处提出驳议,这是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办到的;同时,整个“对策”,从实际情况出发,分析精辟,充满雄辩性,持论剀切,论述明快而透辟;切中时弊,措施得力而实用;流畅奔放,文笔犀利而平实。而出发点则是为人民说话,代人民力争得到休养生息的环境。(林大钦的生平和著作,值得作专门研究,此处暂不多谈。)至于“百二十岁贤母”郭真顺的诗,则在明初定鼎南下征诸寨“人情恟惧”时真切地表达了潮汕人民渴望过着“黄犊春耕万陇云,氂厖夜卧千村月”的和平安定的生活要求,此诗后来实际上也起了“寨以宁”的作用。类似这样的记载,其内容都具有存史方面的地方文化价值,同时也有思想文化上的积极成分,这是显而易见的。

《韩江闻见录》卷五所载的,则多为神仙道佛一类传说事迹,这样的内容,不免带有较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其实仍是一种人和事的折光,仍然属于人本位这一思想取向。如《仙哭母》记载宋时成“仙”的蓝乔,云游回来以仙丹和黄金奉母,复远行,到了其母逝世时还化鹤回老家屋前“依依不去”,哀哭送葬,是个颇具东方伦理道德的“人情味”的“仙”。《西天钵》则记一个有“佛缘”也有“佛性”的古刹老僧的徒弟的故事。至如《仙女布》记载的潮阳林甲,则有点近似遇到七仙女的董永。郑氏在记载这些神仙道佛的事迹时,其所持的态度和角度有两点值得指出:其一是有所揄扬也有所责备,态度比较客观,例如他在《逃嫁女》一则中议论说,这个“逃嫁女”的不嫁,“则父母之命,又何所逃于家庭之内哉”;但也许是“别有宿因,比翼于天,连理于地”;不过“逃嫁”之后是“母逝”,“兄家亦落”,简直是“家道之变”,“则目为妖妄也亦宜”;结论是“神仙之说不尽可以常理绳,尽管作者的正统观念没变,但对事件的理解和评价是比较辩证的。其二是,作者对仙佛之事虽然有所肯定也有所保留,但明确认为:“千古神仙,皆忠孝中人,其性定,其真全也。不能笃于伦理,而曰飘然绝裾往,可得长生术,吾不信也。”(《仙哭母》)这样的话,说明作者虽然像杨璧堂所说的“好奇传之,涵泳佛性,组织仙情”(《仙女布》评语),但毕竟以儒家伦理观念作为他的立足点和基本点。这正如陈作舟评语所说:“此卷类皆仙鬼变怪可惊可愕之事,而语语归合正宗,所谓以震世者觉世也.经心史才,并为妙论”(《脱水火灾数事》评语)

这里,也应指出,郑氏对道家、神仙家的某些迷信无稽之谈,例如所谓的“尸解”——肉身死亡而灵魂却成仙而去,也采取“信其有”的态度:《顶飞白鹤》记孙道人“尸解”——“道人坐如常,人见一白鹤飞出道人顶,遂尸解”;又《辟谷翁》记其人“尸解”后,“客之游东山者,每见其往来磊谷间”。然后,郑氏写下了长篇大论的按语,说:“炼丹之要,在知三宝。三宝谓何?曰精、曰气、曰神。而精化为气,神以气凝,则运气之前降后升,尤炼丹彻首彻尾工夫。第欲知炼,必先知修;修去外来之欲,以炼本来之真,犹吾儒之克已复礼也。要之,炼真大纲,在于观心得道。其节目,则曰炼精、炼气、炼神。……”以下,还分别作了阐述。看来,郑氏有了一个用儒家来统率、涵盖道家、神仙家的主观意图。当然,正如杨璧堂在评语中所指出那样,郑氏之说终于只是“条贯乎张紫阳《悟真篇》,上溯魏伯阳《参同契》,以成一家言”而已。这些,难免“俱属旁门”,有点堕入道家神仙家的“魔障”。从这些地方,我们就可以理解到《韩江闻见录》记载内容芜杂和思想的庞杂。当然,作为一种历史上的文化现象。包括神佛仙鬼之类涉及迷信的记载,我们也不必怕如蛇蝎,视同洪水猛兽,即使这些较多的是属于传统文化的正面与负面、消极面交叉的现象,但我们还要有宽容的多角度审察和评价,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大多是神仙妖魅、牛鬼蛇神的内容,但其中多文化积极面的意蕴和内含。就从仙佛神鬼这些方面来说,蒲松龄所描述的“仙境”,固然有许多是凡人的“人间”所羡慕、所望尘莫及的。但是,蒲氏笔下“仙境”中的“神仙”,却也颇有不甘寂寞,热恋人间生活的繁华热闹,追求人间真情的生命意识的流露。《韩江闻见录》中的若干篇章,虽然在形式上,笔法上可与《聊斋》相媲美,而在得道神仙羡慕追求人间真情这些意蕴上,却是难望《聊斋》项背的,这也是事实,必须予以指出。此外《韩江闻见录》的某些记述,又颇有野史味道,如民国初年王葆心(青坨)编的《虞初支志》卷二曾收入本书的《二太爷》、《双虎棒》、《诡娶黄五娘》诸篇,并作考证,认为“《二太爷》事中之贵人,即世宗也”;《诡娶黄五娘》中“昭代大贵人洪某则指洪文襄承畴也”[9],这些考证,虽不免近于臆测,也可聊备一说。于此,也可见《韩江闻见录》一书的影响力。

《韩江闻见录》卷二、卷七的那些地方名胜古迹、掌故传说的记载,如《凤凰山》、《彩凤岭》、《辞郎洲》、《陆厝围》、《莲花山》、《莲花峰》等,还有其他各卷中类似这方面的内容(如卷一《鳄鱼文三利溪记》)等篇章,其事迹、传说和诗文歌咏,都是深具地域文化特色的部分,也是较具文化积极因素的部分,如果以这些作线索而继续作实地调查,加以充分重视和利用,也许对现在的旅游开发大有好处;其中也颇有填补史籍、地方志记载的缺漏,值得互相参稽之处,而郑氏的考证,也颇精审。类似这些,无论从人文、从地望方面来说,都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还有如《暹罗陆归》一则,说到大陆和暹罗(泰国)有陆路可通;还有《外国之异》、《四海》等则,记载了国外的许多异闻异事,这些记载叙述,都形象生动,如所亲历,而且真切有趣,引发深思;作者所取的“凡天下事,不得以耳目所常闻见定有无”的态度,也是较为开放豁达的。其中一些作者的诗文,也很有水平。另有《海潮》专篇,记载和考证广东沿海各地的潮汐现象,阐述日月盈亏与潮汐的关系,记述沿海船夫从实践经验积累的民谚,分别四时潮汐的不同,辨析各海域潮汐之差异,颇为符合实际,很有地理上、水文上的价值。由《海潮》而及于海防,有《海防》专篇;由海防而及于都里,有《治都里》专篇。可见郑氏绝不仅是一介儒生,而是很有政治经济头脑,很有时务才干,且对于天文地理,也颇谙熟的资深学人。

至于卷七后半,则是当时所写的历代潮汕诗话,既有本事,又有引录的诗作和评论。《仙城论诗》几则,记载郑氏及其老师、座师辈的诗文往来。《惜花赏月》记韩江才女谢五娘的诗作,并对其风格和音韵有中肯的评论。《再世他生》记郭辅畿的闺词及薄少君吊其夫沈承之的绝句,有“思之深”,“又于尽头处,再作加倍写法”的评语,很有见地。这些篇章,置之清人的诗话中,不但毫无逊色,也很有特色。卷八的《龙虎之异》及其他动物、矿物的记载,既具有相当广泛的博物知识,也颇有志怪的韵味。

卷九是郑氏在潮州居住读书和从事教育工作时的杂记,以《城南书院》、《韩山书院》开头,录有郑氏自拟的韩山书院“八景”诗八首,又有《韩山书院落成》、《韩山双旌石怀古》等七古长歌;还有古近体诗《鹦鹉碑歌》、《驱鳄行》、《潮州八景》、《韩江竹枝词》、《潮州二十四咏》等数十首,题材多是歌咏潮汕历代人物事迹和当时作者所见的名胜古迹。这些诗作,都很有水平;如《潮州八景》诗,至今还是历来众多的同题诗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潮州二十四咏》,是凭吊和咏怀潮州古迹的有代表性之作。还有《百怀人》七绝一百多首,《知感诗二十五首》,都是郑氏怀念并代师友之作,可见作者和当地、外地官宦、士人、学人等联系交流之广,且诗前小序有“离群顾影,寂处无俦,发空谷之声,鸟思求友;佩君子之德,花欲媚人……无令落落晨星,徒伤惨目;庶几萧萧旧雨,可逗离魂”等语,诗后又有“……十载春风几知已,三更旧雨百怀人。离群寂处谁修我,欲质微词负痛陈”之句作结,知诗作出自逆境之时。关于这些诗,郑氏的表弟林永青题句有云:“一篇洛诵播嘤鸣,万里飞驰求友声。”“诸公纸上须眉活,勿作诗看作史论。”就很能说明怀人诗的特殊价值。民国初年温廷敬(丹铭)所辑选的《潮州诗萃》,选录郑氏的诗作共有近两卷,《韩江闻见录》卷九的这些诗什,几乎全部被选录。[10]这样看来,洪肇基在序言中称许郑氏“善于诗”,是并非溢美之词的。

郑氏不但“善于诗”,而且是一位有多方面学术修养的学人。在《韩江闻见录》卷十中,可以看出他对儒家、道家经典涉猎颇广颇深,而且都已形成他自已的理解体系。其中对经学、易学、诗学、文字学、音韵学,乃至天文、历数、地理、医学及潮汕的经济、政治、时务,都有较高的造诣和颇为实用的看法,应该说是当时潮汕杰出的名士学者。这里仅就易学、音韵学两点来说一说。在卷十中,郑氏宏观概述了潮汕地方自宋至明清对《易》学有专门研究的学人,包括林巽、卢侗、王大宝、张奂、许洪宥、柯望、陈英猷、邱榕庄等,介绍他们的著述。尤其是对宋林仪曹的《易范》一书,该书业已失传,郑氏只见到其八个篇目:《卦元》、《卦经》、《卦纬》、《丛辞》、《起律》、《吹管》、《范余》、《叙和》,就根据他自己对易学的理解和研究,一空倚傍地写出了《补释<易范>崖略》的专篇,凡数千言,自具首尾体系。这,如果没有深邃的学养和理论功底,是根本办不到的。还有《河图说》、《洛书说》几篇,如果不是确有精湛的研究,确有自己的系统见解,也是根本就写不出来的。在音韵学方面,他的《乡音同异可通韵学说》(也题《备论潮音》)、《韵学通转叶说》、《声音韵相生之说》(也题《切韵附见》)和两篇关于韵谱的专文,对汉语古音韵学沿流溯源,多所辨析;对潮汕方言音韵和古汉语音韵的通转,更有独到之论述。这些系统的见解也是极可宝贵的。同时,郑氏还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了诗病,写出了《诗病说》和《诗学平仄说》两个专篇,见解独到,新见迭出,这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总之,郑昌时的《韩江闻见录》,虽然全书不过二十余万字,但内容却极为丰富多彩,从大文化的角度来看,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只是,由于作者虽是一位“以明经终”的儒生,但思想却颇为复杂,该书涉及的范围很广泛,内容是既丰富坚实却又显得芜杂、驳杂,因此,要在一篇小文中全面介绍和评价其内容价值,是有很大难度的。这里所写的,不过是对其中的某些部分的某些内容作点零碎的叙录述论——更准确地说,不过是作点管窥蠡测而已(其中有许多问题,是值得作专题研究的),还谈不到提纲挈领的评介,而挂一漏万更是在所难免。而且,由于笔者水平有限,所评介到的未必就是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所以,本文不过是此书点校出版的一篇不太像样的“导读”而已,欢迎方家指教。

参考文献:

[1] 林建翰:《勘版书后》,香港《潮州文献丛刊·韩江闻见录》影印本,第182页。

[2] 引文据《韩江闻见录》卷首所引《潮安县志》。

[3] 洪肇基序,据香港影印本《潮州文献丛刊·韩江闻见录》卷首,本文所引该书,皆据此本,除加注码外,有些引文只随文标明篇名;引文如讹夺误衍之处,随文加按语说明。

[4] 同上书卷一《相国石双忠祠大忠祠》。

[5][7] 同上书卷一《三元十相》附联。

[6] 同上书卷一《义士祠》。

[8] 两戏文全名是《重刊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和《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均见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明本潮州戏文五种》。

[9] 引自《虞初支志》卷二,上海书店1921年版。

[10]温廷敬辑,吴二持、蔡起贤校点《潮州诗萃》第742—783页,汕头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

 

作者简介:吴二持(1955- ),男,广东揭西人,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