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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濠:一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
陈友义


提要:由于清廷开海禁,具有聪颖而浓厚商业意识、深邃而远大商业目光的达濠人,发挥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优势,以丰富的物产为基础,承继潮汕人尤其是达濠埠悠久的商贸传统,造红头船,拓红头船商路,发展红头船贸易,从而成为一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

关键词:达濠;商贸;红头船;港口

 

一提红头船精神,我们必须提及红头船商人,必须提到红头船港口,必须提起红头船贸易。崛起于清代的潮汕红头船商人,正是从这一个个港口出发,驾驶一只只红头船,沿着先人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战天斗海,披风斩浪,远涉重洋,走南串北,不辞劳苦地开展海上商业贸易活动,创造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红头船文化,造就了以冒险拼搏、同舟共济、诚实守信为主要内涵的红头船精神。

红头船的建造在港口,红头船的出发在港口,红头船的装货在港口,红头船的归航停靠在港口,红头船的退役、破废、甚至消亡也在港口。潮汕历史上,有不少港口涉及红头船,可以说,是红头船港口。一提红头船、红头船港口,人们都十分自然地津津乐道澄海樟林古港。这是因为樟林古港是红头船出现最早、数量最多的港口,也是红头船贸易最繁盛的港口,有“红头船故乡”之称。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历史上的潮汕,除了樟林古港,南澳港、饶平柘林港、潮安庵埠港、潮阳隆津港和海门港、惠来神前港、陆丰甲子港以及近代汕头港等,都是红头船港口。作为潮汕古港之一,达濠港有幸染“红”,也是一个不可忽视、值得研究的红头船港口。

一、达濠成为红头船港口有其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历史是人创造的,人创造历史不是凭空的,总是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尤其是在优越自然地理条件下创造历史的。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人类创造历史,有着极大的影响和作用。

港口是人类在社会发展中因行船航运、生产、贸易、仓储以及军事而建造的建筑设施。港口既有江河之港口,更有海洋之港口。从高山走向大海,这是人类社会历史重要的发展轨迹。从江河之港口走向海洋之港口,是人类港口发展史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港口因发达而形成商埠,因繁荣而形成城市。任何港口的产生都必须具有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达濠成为红头船港口,也十分自然又非常必然地遵循了这一社会发展规律。

达濠位于汕头市南部,原是一个海岛,称达濠岛,面积约80平方公里。其东、南濒临浩瀚的南海,北隔

石海与汕头市区相望,西以濠江与潮阳相隔,当榕、韩、练三江的出海口,扼汕头市之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濠江实际上是一小海峡,古称为“河渡溪”,北接汕头湾,南通南海,濠江全长10公里,横贯达濠全境。

在新石器时代,达濠还是一个近陆的小岛,岛上有人类定居,过着渔猎的生活。他们在小望山、澳头及

石留下了陶片、石器等遗物。先秦属百越地。公元前214年秦定百越,属南海郡。两汉属揭阳县。东晋隆安元年(397年),属潮阳县。此后一千多年里,除唐永徽元年(650年)、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随潮阳县两次省并入海阳县外,达濠在行政区划上较为固定。宋代属潮阳县奉恩乡。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设招收都、砂浦都,两都区域相当于现在濠江区范围。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设招宁巡检司于濠江西岸的大栅。明林大春撰《潮阳县志》,载明辖内有四十余村落。清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移招宁司于达濠城内。

达濠所在的中心称濠城,由原达濠(俗称达埠)、赤港、青篮三乡发展而来。三乡中的达濠乡,在明代写为踏头埔。1946年设达濠镇,又有三乡一镇的说法。一镇指市镇,是三乡沿濠江边商贸集聚的区域,在清代称作达濠埠。

二、达濠因其丰富的物产而成为红头船港口

在传统社会,一个地方港口的兴起,往往需要当地丰富物产作支撑。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赋予了濠江丰富的物产资源。由于濠江濒临南海,拥有4000平方海里的海域渔场,水产资源丰富,同时沿海滩涂与沙碱地广阔,适宜煮盐、晒盐,所以,历史上濠江的传统支柱产业为捕捞和晒盐两大项。

达濠盐业生产历史悠久,沿传千载。宋代设招收盐场,分布于濠江两岸,是潮州三大盐场之一。《宋会要·食货二三》记招收场年产盐一万八千石。元代设招收管勾司于大栅,下辖大柵、洋背柵、鸡岗柵、青篮柵,上浦柵五盐栅。明承元制,设招收盐课司,设大使一人,攅典一人,总催七人,改煮盐为晒盐。清初,移招收场署于达濠,设招收场大使。清代,盐业生产比明代有所扩大。雍正六年(1728年),招收场以濠江为界,分拆为河东、河西二场;雍正十二年(1734年),建河西栅委员暑于马窖。时潮州盐场有七,分别是东界场、海山场、河东场、河西场、惠来场、小江场和隆井场。河东场偶也仍称作招收场。河东场包括青盐、埭头、葛园三厂,分布于濠江东岸;河西场包括马滘、洋背、南山三厂,分布于濠江西岸。达濠本岛又称河东。

达濠先民依靠“煮盐”,千年风雨,延续至今。在相当长时期,晒盐是濠江人民的支柱产业之一。隆庆《潮阳县志》载,明洪武年间,“招收旧管盐田四千三百二漏七分六厘”,产量占了大潮汕的一半以上。招收盐场产出的海盐盐质殊优,一直是广东的一等精品盐,曾经作为贡品专供大内之用,成就了达濠为潮汕四大古镇之首,名扬海内外。

有场就有盐栈,那是海盐的转运中心。达濠现存的古盐栈有河渡和马滘二处,至今盐栈保存状况尚好。马滘盐栈建于光绪年间,距今约120年历史;河渡盐栈历史则稍显久远,具体年代有待考究。在旧时代,盐栈是统治者的金库,是其财政税收重要的来源之一。

渔业捕捞是达濠人的传统产业。整个濠江海岸线达92.8公里,属典型的港湾渔港,渔业人口众多,仅马滘杨氏宗族高峰时从事渔业生产的就近万人。[1]达濠渔港成为与海门、甲子、神泉等齐名的重要渔港。一渔兴百业,一渔活百商,达濠渔业生产的繁荣带动了当地各行各业的发展与繁荣。造船的、打索的、木制品的、渔需的……乃至日杂百货的,都因渔而兴、因渔而旺。繁荣的渔港催生了商港的兴起。

三、达濠成为红头船港口有其重要的社会历史背景

历史是一种厚重的传统,是今人对前人生产生活实践的延续、创新和发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往往都有其社会历史条件,离不开其社会历史背景。

㈠明朝海盗的商贸活动

海盗是世界海洋史中一种深具影响的力量,有其强暴抢劫、血腥掠夺的罪恶一面,也有其以“恶”的形式促进资本原始积累,推动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历史功绩。在中国,海盗以闽潮最为出名,主要出现于明朝中后期。这是海民对朝廷严厉海禁政策抗争的产物。明嘉靖、隆庆间,“闽粤之人,驾双桅船,挟私货,百十为群,往来东西洋”,[2]海盗迭起。濒临大海的达濠,海盗也十分活跃,非常猖獗。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春,海贼许栋寇招收。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许朝光分据牛田洋,凡商船往来皆给票抽分,名曰买水。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十一月,倭寇千余人从招宁司河渡门入,与海贼许朝光会同攻海门。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倭寇围潮阳县城,踏头埔五百壮士应募守御,五战五胜,县城得以解围。隆庆《潮阳县志》云:“此地(踏头埔)负海,故产精兵。其人轻敌而敢战,賊无敢窺其垒者……盖壮乡也。”隆庆《潮阳县志》所记招收、砂浦两都筑寨的计有马滘、濠浦、楼下、踏头埔、赤港、青林、下尾、埭头、砂浦九乡,其中以踏头埔(达濠寨)规模最大。

隆庆元年(1567年),海盗曾一本受招于下浍,但不久叛去,于隆庆三年(1569年)六月二十六日被闽粤合兵歼灭于莲澳。隆庆二年(1568年),海盗林道干于下尾受招抚,但仍横行无忌,盘踞长达五年后,扬帆外洋。万历六年(1578年),林道干复自柬埔寨还河渡门,潮人震动。后林道干发掘之前所藏银穴,募潮二百余人,遁之海外。尹瑾《敷陈广东海防疏》中论:“河渡门乃商船往来之卫,寇之抢船掠人,接济聚党,皆在于此。即海寇林道干回洋首泊其地,安可置而不讲也?”认为河渡门港深,为潮州最适于泊船的优良港湾。于是,万历七年(1579年),朝廷加设兴安镇,建守备司于下尾,称左营,亦称下游营。把总一员,哨官四员,兵额581名,守河渡门、磊口等处。康熙《潮阳县志》记载:“招收径与安关为邑之左臂,与海门韶兴营皆潮之最要紧处。”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又在河渡、三寮、磊口三处鼎建层台。其中,三寮四顾台石刻云:“此台总截滨海要路,四顾海澳。东顾莲澳,东南顾广澳,南顾钱澳,北望马耳澳,西应河渡门,五顾无遗,一方保障……”[3]莲澳、广澳、马耳澳、河渡门都在达濠岛,皆为泊船寄碇之所。

明朝海盗对潮汕沿海地区造成的灾难是深重的,但客观上对达濠港的兴起与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海盗是盗亦商,他们经营的货物仓储、转运,促进了码头建造、航道通行;他们的抢劫、货运等活动,不仅提供了各种有效的商贸信息,而且沟通了达濠与海内外商贸的联系。明清时期的海盗活动,是达濠港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条件。

㈡邱辉经略达濠的商贸活动及清廷的军备与城镇建设

清顺治六年(1649年),郑成功入潮征粮。十一月二十九日,郑军移師鱟澳,过达濠埔,驻扎约半个月。顺治七年(1650年)正月,郑成功再入潮阳,委右冲镇林习山镇守达濠,达濠成为郑成功在沿海驻兵的一处据点。順治十四年(1657年)十二月,郑成功以左戎旗林胜统领宣毅镇吴豪、正兵镇韩英等驻扎达濠埔。

郑成功入台湾,清廷为隔绝沿海与郑成功关系,于康熙元年(1662年)正月下令沿海迁斥,招收、砂浦尽行迁去。马滘人邱辉乃踞达濠,造八桨及舫艚船,行掠潮州沿海。因联江胜,诛茅为市,往来贩运,货物源源输往台湾。康熙八年(1669年),潮州沿海展复,时达濠岛仍为界外。康熙九年(1670年),邱辉在达濠中鞍头设交易夜市,十里繁华,灯火通宵达旦,濠江上商船往来,络绎不绝,盛况空前。民谚“四处去到套,不如达濠中鞍头”,就是形象写照。康熙十九年(1680年)四月二十一日,清兵水陆并进,与邱辉鏖战于牛田、磊口。邱辉战败,投入台湾,达濠始收入内地。

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廷设达濠协副将,管辖中左右三营,经制兵三千名。营堡设于马滘及赤砂埔两处。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达濠副将改为达濠游击。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又改为守备。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在达濠寨南缘濠江边建达濠城。

邱辉经略达濠的商贸活动及清廷的军备与城镇建设,客观上促进了达濠港的兴起。

㈢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与发展

达濠成为红头船港口,直接社会历史背景是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与发展。雍正元年(1723年),清政府“着将出海民船按次编号,刊刻大字,船头桅杆油饰标记”。[4]规定各省商船、渔船在船体两端头尾部位和大桅上半截用漆油涂上不同颜色,并刊刻某省、某州县、某字某号字眼,以便进行审批、登记、发牌、稽查等船政管理。按规定,广东位于南方,南方属火,用色为赤,赤即红色,广东船的“船头油以红色,桅杆亦油红一半”。[5]所以,雍正以后,潮汕海船均用白粉油腹,朱砂油头,乃被称之为红头船。

红头船的出现是清代海运贸易政策嬗变的产物。清朝初期,厉行海禁政策。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廷开海禁,但不准夹带违禁货物,商民出洋贸易还必须接受官府管制。“商民人等有愿出洋贸易者,呈明地方官,准其出入贸易”。[6]红头船正是清王朝这种既开海禁又企图控制海上活动政策的产物。

红头船出现后,潮汕商人以红头船为标志,被称为红头船商人。红头船商人从事的贸易,乃被称为红头船贸易。清代潮汕红头船商人驾驶一艘艘红头船,走南串北,开海拓洋,联多种商品、多边贸易为一体,形成了潮汕—台厦—苏州(天津)—海南—东南亚的红头船商业贸易圈。

潮汕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学界对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认识是,经历了唐宋的繁荣后,因明清两朝实行海禁政策而走向衰落。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失偏颇的。海上丝绸之路到了明清时期因海禁而走向衰落,这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况对于其他地方说得通,但对于潮汕来说,情况并非如此。明清时期,潮汕的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更加活跃,愈加发展。特别是清朝前期红头船贸易的兴起与发展,潮汕的海上丝绸之路以新的形式、新的姿态大踏步行进,独领“海丝”风骚。达濠是潮汕的达濠。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达濠人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航海贸易传统,打造了达濠港,造就了达濠商埠,使达濠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红头船港口。

四、达濠是一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

由于清廷开海禁,具有聪颖而浓厚商业意识、深邃而远大商业目光的达濠人,发挥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优势,以丰富的物产为基础,承继潮汕人尤其是达濠埠悠久的商贸传统,造红头船,拓红头船商路,发展红头船贸易,从而就造就了达濠这个重要的红头船港口。

达濠古为潮阳县管辖,称“踏头埔”。“踏头”是潮州方言用词,指岸边石阶,引申为码头。“踏头埔”这个名字蕴含了水滨码头、临水成市的含义。清顺治年间,由于谐音,才开始正式写作“达濠埠”,进而简写为“达濠”或“达埠”(达埠往往单指达濠乡)。

康熙《潮阳县志》乡都“踏头埔”条中记:“招收名为千金港,货船渔舟聚集之处,多于此设埠开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粤海关成立,即设立达濠口,对过往商船进行抽税。嘉庆《潮阳县志》卷三城池“达濠城”条记“前橫一河,即达濠港,港內商漁船隻千艘,湾泊東西两岸。”清代达濠驻有招宁司巡检、达濠守备、招收场大使,又设海关达濠口,既是军事雄镇,又是繁盛的商埠,达濠河渡口成为“琼南广惠往来商船停泊之处”。[7]清人杨英在其《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中说:“达濠埔可以抛泊海艘、通运粮米,资其富饶,且须由南洋鱟澳过达濠埔方可至县。”商贸业的长盛不衰,使达濠成为东南沿海重要的商业集散地,被誉为“潮汕四大古镇之首”。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商埠的兴起与发展。一是人口的增长。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的达濠港,吸引各地居民到此落户定居,形成陈、杨、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梅等等多姓聚集的区域。

二是街区的扩容。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达埠、赤港、青篮三乡沿濠江边为商业聚集的地方,将三乡联结为一个整体,历史上形成了许多老街。如达濠城东门外永濠街,西自城内,东至巡司埠,全长350米,由原永茂、油园、东濠三街合并而成。其南有永兴街、古井街、米安街、长安街、古竹街、永顺街、太和街、泰安街、厂前街、通兴街、康和街、和美街等。古竹街俗称竹篾街,是原来制售竹制品集中的地方。西濠门外为新兴街,往西在西门头接海旁路,因形成于清末民初而得名。

永宁街和苏州街在三角铺与永濠街中段汇合。苏州街南北走向,其西面原临达濠坑(今为西田路),原长百余米,今存七十米,街两旁为两层单开间木构楼房,楼下门两边木板取下即是做生意的楼面,二楼则用作居住。街北原有于乾隆二十八年重修的永宁桥往西通往陆厝池。苏州街南侧一段清代楼面街貌保留较好。

新兴街14号朱厝建于康熙年间,比兴建达濠城还要早,当时厝前还未建起楼房,视线可直达河西赤砂埔,因濠江在赤砂埔前有一弯曲,帆船经过风帆片片翻转,有如关公翻册。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祠堂的兴建。营建祠堂以奉祀祖先,凝聚宗亲,这是传统社会的一种文化现象。因经商行贸而发达富裕的达濠人,要做的一件重要事情,就是集资建祠堂,特别是红头船商人。根据相关材料显示,达濠三乡的祠堂众多。达埠有吴、郑、张、余、翁、李、邱、朱、纪、陈14座;赤港有陈、林、翁、谢、杨、许、曾计11座;青篮有李、徐、蔡、黄、林、梅、詹、吴17座。[8]这些祠堂大多建造或修缮于清代。

不少祠堂是红头船商人建造的。达濠有“红字雅祠堂,乌字雅花园”的俗语,是说红字祠(吴氏家庙)在众多祠堂中是最漂亮的一座。红字祠和乌字祠建于乾隆年间,建这两座祠堂的是吴氏兄弟,具为红船主,贩运上海,致富而兴建祠堂。因祠堂建造精雕细琢、工艺超群而享誉地方。

达濠港的兴起,推动了民间信仰崇拜的发展。海边、商埠多拜海神妈祖与财神关帝。作为“海上保护神”,妈祖既是渔民的保护神,也是行船航海人的保护神。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妈祖庙之多,妈祖崇拜之盛,反映着一个地方港口的繁荣发达。在达濠埠短短700多米的濠江岸线上,就分布了4座天后宫。

濠江岸线原在厂前街一线,数百年后南推至海旁路,至20世纪90年代初又移至沿江路。现在厂前街离濠江岸有180米的距离。厂前街西端就有一座天后古庙,俗称达濠埠妈祖宫。嘉庆《潮阳县志》载:“在达濠埠中,建自何年无可稽考。雍正乙巳年(三年,1725年)腊月重修。埠众、漁船共祀之。”达濠埠天后宫于道光六年(1826年)、光绪十八年(1892年)、1990年三次重修。庙门外两壁有光绪十八年刻诗。

除这座天后宫外,嘉庆《潮阳县志》还记载了河渡、下尾、生祠前三座天后宫。达濠天后宫之多,足见达濠古港商业贸易的繁盛,足见达濠古港极大的影响力。

在濠江,几乎每座村落都有关帝庙。濠江诸多关帝庙中,最为出名的是达濠厂前街关圣古庙,俗称关爷宫。始建未详,重修于乾隆二年(1737年)、咸丰二年(1852年),1991年再修。关爷宫所处位置是达濠繁华闹市中心,各种铺户林立,商业发达。清朝时曾由商铺间印刷“镭票”(“镭”,潮汕话是古铜币的意思,“镭票”即银票)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在海外流通,因此地利,关爷宫香火鼎盛,信众尤以从商者为最。

沧海桑田。历史上四通八达、商贾辐辏的达濠港,如今已不见当年的红头船,难现当年繁盛的商贸,只剩一些遗址、遗迹给人们留下依稀而凝重的历史记忆。但是,地处达濠、是粤东唯一的天然深水良港的广澳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开展,广澳港将打造成“东南沿海亿吨大港核心港区”,成为拉动汕头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参考文献:

[1][3][8]许瑛,陈坤达主编:《我们濠江》,汕头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5页,第159页,第171页。

[2]林济著:《潮商史略》,华文出版社,2008年,第31页。

[4][5]黄光武:《红头船考源》,载《樟林古港》,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澄海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4年,第113页。

[6]饶宗颐总纂:《潮州志·大事志》,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

[7]黄挺,杜经国:《潮汕古代商贸港口研究》,载《潮学研究》,199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陈友义(1961- ),广东南澳人,男,汕头职业技术学院,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