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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内史:地方志所见之明清揭阳的举人与地方社会
胡锭波


提要:明清时期,揭阳共考取340名举人,随着朝代的发展,举人入仕为官的道路越来越窄,但举人群体通过发挥自身的资源优势,积极介入地方社会的建设,在公共建设、参与修志、著书立说、教授生徒和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重要影响,并得到地方社会的认可。通过对地方志中关于举人入传情况的考察,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举人群体的社会影响足以入传,另一方面,是地方志的编修者利用举人的社会影响建构地方社会文化形象,侧面说明举人群体的重要影响力。

关键词:举人 地方志 揭阳 明清社会

 

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对整个社会产生深刻影响,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罢停科举,在中国延续1300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画上句号,但伴随关于科举制度的讨论,却一直未淡化出学界的视线。研究的取向也逐渐由对科举制度本身的探讨与得失的反思转向特定时空背景下,科举制度和科举群体与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的交互影响问题。这其中不乏跨学科的讨论,如潘光旦、费孝通早在1947年发表的《科举与社会流动》中就通过社会学的方法,量化分析父代功名背景对子代功名影响[1];何炳棣在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成功的阶梯——明清社会史》中,通过对明清48份进士登科录的12226名进士家境的分析,研究科举社会流动性问题[2]。这些理论,对科举制度与社会影响之间的研究具有很强的启发性。但传统的科举研究,其关注点往往是将科举的参与者作为整体的研究对象,如郭培贵对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进行研究[3],虽然将科举群体置于具体的地域中进行观察,但对不同阶层较少分类研究,特别是对于举人这一特殊群体,缺乏更进一步的深入观察与讨论。

话题内外:必要的背景交代

举人,俗称孝廉,作为乡试的中式者,明清时期,虽然不及进士尊贵,但取得赴会试的资格,同时也初步具备入仕的出身,在封建社会赋役繁重的背景下,获得举人资格,即可免除自身及一定范围的依附者的丁役,因而,举人也被列入地方士绅行列。正如程小丽所指出,从对地方社会影响来看,“举人作为科举选拔的基本群体,连接进士和生员两个阶层,其重要性不可忽视。首先,举人群体数量众多,相比进士更能反映科举对社会的作用。其次,举人不仅是进士的主要来源还是整个国家官僚队伍的后备。第三,举人作为中下层官员和乡村士绅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是联系上层官僚和下层人民,沟通中央和地方的纽带,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举人身份特殊,不管是通过继续参加科举获取更高的功名,或是通过其他选官渠道直接出仕基层官员或学官,甚或是游离于官场之外终身未仕,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各种社会互动。因而,对举人群体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方面的的研究,不单是对传统进士群体研究的必要补充,更是进一步深化科举研究的新领域。王红春、程小丽等在其各自的硕士论文中,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对举人群体进行关注和研究[5],胡可可、黄爱军也对清代安徽举人的地域分布特点进行探索[6],这些有益的成果为我们在具体的地域中,更加深入地观察举人群体提供了很好的思路启发。

本文主要以地方志[7]等文献为中心,并通过大数据、统计抽样等研究方法,选取明清时期揭阳地区的举人群体作为观察对象,通过对明清两代揭阳地区产生的举人数量及举人群体的情况进行梳理,对具体区域内的举人群体作对比观察和个案分析,以求对明清两代举人的出处以及在地方社会发展历程中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具体讨论,以求管中窥豹式地对在科举制度背景下,作为科举相对落后的边远地区的举人如何在生存空间以外,利用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声望,在地方社会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特别是在通过科举继续博取更高功名或通过选官途径出仕这两条路之外,对社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作为本文研究的文献来源,地方志是一方人文历史的记录,是研究地区社会文化不可或缺的史料来源,地方志的编纂,是地方社会精英群体对区域社会的建构过程,体现的是地方志编修者对地方社会的理解,从这一角度出发,通过对地方志收录的举人的相关材料进行综合整理与分析,也可以反观举人群体在地方的认可度和其本身产生的积极影响对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塑造所起的反向作用。为我们综合讨论举人群体乃至整个科举群体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关系提供一个具体的案例式观察窗口。

本文所选择的揭阳,主要是明清时期的揭阳县,从地理上看,其辖境包括现在丰顺县的一部分与汕头的一部分,为方便讨论,未予以剔除,而揭阳县的地域以今天的揭阳市管辖的榕城区、揭东区、揭西县地域为主,不包含普宁市和惠来县。明清时期的揭阳县,地域范围在不同时间虽略有盈缩,但总体相对稳定,便于我们统计抽样和讨论,本文所讨论的揭阳县举人,主要以学籍为根据。明清时期,揭阳县一共产生340名举人,其中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路在何方:明清两代举人的出仕问题

科举的目的在于出仕做官或通过功名改变身份,获得利益。明清时期,举人获得官职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继续参加科举,获取更高的功名,二是通过铨选,直接步入仕途。这与宋代规定举人不能直接接受政府任职,只能继续博取功名不同,等于是给举人开辟了另一条晋升的道路。尽管如此,考取进士仍然几乎是每一位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最大的心愿,获取举人身份后,入京会试,考取进士,获选翰林院资格,既可以在初授官职时占据优势,获取品级较高的职位,也关系到日后晋升途径与晋升速度。在明清时期“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宰辅”的观念影响下,进士与举人的身份相比,价值远远不同。而从实际来看,由举人而进士继而授较高官职出仕的道路却并不平坦。有人根据《明贡举考》等文献做过粗略推算,明代进士每科的平均录取率大约为7%至8%,如果与举人的录取率一同折算,则大概是100名考生中可以产生4名举人,100名举人中最高可以产生8名进士,即平均2500人次的参考人员中,才能产生1名进士[9],而作为科举相对落后的广东地区,总体录取率应该更低。从上面的表格数据中,我们可以推算出,明清两代揭阳县举人考中进士的概率大约为14.4%,其中明代的中式率为17.3%,清代则下降到9.8%,但均已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尽管如此,依然有80%以上的举人不得不面对落第的现实。清初揭阳举人吴日炎的《出都》一诗:“风拥泥沙面扑尘,值春两度过长新。相逢谁道无相识,都是南来下第人。”就是大部分落第举人的写照。

随着朝代的变迁,进士考试的竞争也呈现出越来越激烈的趋势,通过继续科举的道路走不通,多数举人在京闱失利的情况下,转而选择以举人身份参加铨选,由较低级的官职入仕。明代的选举制度较之宋代有较大的进步,选举途径包括:“选人自进士、举人、贡生外,有官生、恩生、功生、监生、儒生,又有吏员、承差、知印、书算、篆书、译字、通事诸杂流。进士为一途,举贡等为一途,吏员等为一途,所谓三途并用也。京官六部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博士,外官知州、推官、知县,由进士选。外官推官、知县及学官,由举人、贡生选。”[10]《明史 选举三》清代有很长的时间基本沿袭明代的选举办法。举人直接参加选举的办法虽然拓宽了举人的出路,但其起点则相对降低很多,“举人、贡生不第、入监而选者,或授小京职,或授府佐及州、县正官,或授教职。”[11]由举人而直接参与铨选,其仕途道路一般都较为不平坦。下面是根据地方志中可以明确授官情况的揭阳举人仕官情况表[12]:

限于资料和学力,笔者无法完全梳理核对每一位举人的授官情况,仅能就相对明确的仕官方向作粗略的统计,综合前面的表格,不难看出,随着朝代的发展,由明及清,举人出仕的范围越来越小,所授官职也多集中在地方官职中的知县和地方教职中的教谕,都是属于相对较为低级的官员。特别是清代,举人基本无法直接进入到京官序列。

张振国等在研究清代举人大挑制度后认为,举人的选官办法大致在清代乾隆时期有确定大挑制度作为分水岭,“在大挑制度确立之前,举人直接入仕之途有二:一是沿袭明代举人乞恩选制度,由本人呈请,选授地方府、州、县学教职;二是参加拣选,选授知县等官。”[13]即便是这样,参与铨选的时间和所授官职也存在越来越严苛的规定。乾隆时期确定大挑制度,增加举人入仕的机会,虽然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举人仕途极其壅滞的局面,但将举人分等授官,也导致部分举人出路进一步限制。

乾隆以后兵乱不断,国势逐步衰退,国家对人才的需求相对减少,一个举人往往需要几十年才一能补上一个实缺,甚至终生候补无望。大量举人身处乡村,其结果是壮大了乡绅阶层。从乾隆十七年实行大挑算起,至清末废除科举,揭阳县一共考取了38名举人,其中除2人考取进士外,其余36人中,有知县4人,地方教职8人,其余则基本未仕[14]。

入世与出世:举人对地方社会的影响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到,大部分举人的仕途之路并不平顺,通过入仕为官,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从而对地方产生影响,得到社会认可的机会并不是很多。但不可否认的是,相较于普通民众和底层的读书人,举人群体仍然是地方社会中上流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较高的文化素养和社会地位,加上由科举功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仍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在地方社会上产生重要影响,引起社会关注与重视。总体来看,明清时期揭阳县的举人除了凭借其主要通过激烈的考试竞争获得的科举功名和与此相联系的官位外,还可以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当时社会做出积极的历史贡献:

(一)参与地方公共建设

传统社会重视儒家伦理观念的教化,在官方的建设中,除了公署、城池、交通以外,各类的祠坛、学宫、书院等也被列入官方重要的建设工程行列。但从明清时期的财政情况来看,地方政府所掌握的财政资源十分有限。徐泓在研究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的筑城活动的时候就曾指出:“明朝地方政府是小政府规格,不但官吏员额少,经费也不多,田粮税收大部分起运中央,存留于地方者盖寡;因此,地方公共工程如城池修筑,就没有经常的、固定的预算。”[15]其所讨论的内容虽然是筑城经费的问题,但从中也不难推知,连重要军事设施的资金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兴修其他公共工程就更显乏力。特别是万历时期实行一条鞭法以后,地方财政更加紧张。所谓的一条鞭法,《明史·食货二》中说: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之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16]一条鞭法的实施与发展演变,实际上是将地方赋税均集中流向中央,其产生的后果正如顾炎武所谈到的:今日之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17]具备一定经济实力的州县尚且如此,类似揭阳这样的偏远地区,其经济实力本不雄厚,而公共设施的建设却面临极大压力。黄寿在《先师庙记》中写到:揭阳为吾潮之属邑,其地濒海,早湿多蠹,凡公署祠宇,虽隆栋巨楹,不过数十载必遭啮食之患,治不以时,未有不朽腐败折者。[18]从中可以窥知,由于地理气候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公共设施朽坏率高,修缮需求大,参考地方志和碑刻等地方文献,多见各类公共设施的重修记录。有修缮的必要,却缺乏必要的修缮资金,成为地方政府必须面临的重大问题。在地方财政乏力的情况下,地方官员不得不借重士绅的财力和号召力,因而也给以举人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士绅重要的发挥平台,这些举人往往是诸如修桥筑路、兴修水利、创建台塔祠庙、修缮官署城垣等公共工程建设的积极倡导者、募资者和领导者。比如先师庙的重修,其经费来源除了地方官员捐俸外,主要来自“两斋诸生暨一邑士大夫闻者也莫不捐资以次助焉”[19],从黄寿津津乐道的“凡经费一出于令佐师生与士夫之所乐输,未尝一毫匮官而劝民”[20],从中可以看到以举人等为重要组成的士绅对地方公共建设的财力和号召力的贡献。举人黄仕凤在《鼎建尊经阁记》中也夸耀:“所费帑羡之镪,轻赎之锾,不伤财也;所役计日受直,不劳民也”[21]。实际上,在地方政府财政有限的情况下,几乎每一次的公共建设,都有地方士绅的参与,其中多有举人倡捐支持。比如举人陈子承家族修鸿溪书院,“计费镪约六百有奇,不假醵于人,悉自倒箧而出”[22]。不单出钱,还身体力行参与其中,比如举人李世参受揭阳县令刘业勤委托,全力经营榕江书院创建工作,“(刘令)创建榕江书院,经营万余金,一切委世参襄理,出纳公慎”[23]。这些公共建设既完善了地方的设施,也推动地方社会文化的发展进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明清揭阳县域,地方官员对于举人等群体的依赖程度也可从中窥见一斑,举人们通过公共建设从而对地方产生影响,也可从中体现。部分举人还积极参与各类慈善活动。

(二)参与修志

地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明清两代是地方志编修的成熟期和高峰期,修志氛围浓厚,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地方志的关注度都相对比较高。举人郑大伦在《〈[嘉靖]揭阳县志〉序》中写到:“昔先大夫尝曰:‘周官外小史掌邦国四方之志,御史掌赞书。’揭之乘缺也久矣,余将详之,以赞未及焉,痛哉”[24]。举人们由于自身文化素质较高,且受儒家传统教育影响,普遍对志书的重要意义有较高的认识,对修志也有较为突出的责任感。举人罗国珍也认为:“古者有国史,有闾史,其闾史即今之志也。虽云史之支流,然一时记载百年之是非,以之俯仰古今,灿若列眉”[25]。开局修志,需要“延访或断简之犹存,或老成之未谢”[26]以便博采弘搜,因而参与地方志编修的人员,既必须是文化素养较高,见识不凡,而且必须是道德品质都具有突出表现的优秀人士。明清时期揭阳的举人也多有参与地方志编纂,并作出重要贡献者。《[嘉靖]揭阳县志》等虽已不复见,但从郑大伦的序中提到:“以乡进士吴君继乔、许君守愚代致侯意。二君书曰:‘惟吾执事,俯徇众推,勉就邑侯之请,为榕一出,加笔削,以定万世之公’”可以看出,举人吴继乔、许守愚也参与其事。同时期,还有王天性参与《澄海县志》的编纂和康熙时期,举人佘元起、罗国珍等都曾受县令郑濂的聘请参与县志的编纂,陈子承等参与乾隆《揭阳县志》的编纂。清代每一次修志,几乎都离不开地方举人的参与。

举人参与地方志的编修,主要有两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由于举人文化素养高,学识丰富,举人特别是致仕的举人直接参与地方志的编修甚至主纂,有助于地方志质量的提高,本地举人编修或参与编修地方志,使地方志更具地方特色,同时,举人身份的号召力,也有助于推动修志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通过修志的过程,掌控地方话语权,既可以扮演沟通官与民的中介角色,同时,也可以将其所推崇的教化理念在官与民之间传递。明清时期的地方志虽然是官修性质的公共历史记录,但由于官员任命实行原籍回避政策,因而主修的地方长官和儒学官员等基本都非本地人担任,一般奉行“地方利弊,可以采访。政事得失可以咨询。岁时伏腊讲射读法之余可以亲正人而闻正言。上之有裨于吏治,次之有益于身心”[27],结交地方士绅,而地方士绅的舆论也左右着地方官员的官声,“士为一方领袖,官之毁誉多以若辈为转移”[28]。举人参与修志,可以用言论制衡地方官员。对民方面,主要是通过掌握的志书话语权,引导社会风气,薛侃在论述志书的功能时就指出“其为彰往察来,取善惩咎一焉”,因而认为地方志的编修能使得“淑慝具而鉴戒可昭也”[29]。举人们参与修志活动,是从另一个途径维护社会的稳定,归正社会风气。

(三)著书施教

科举群体除构成现任官员和后备官员的主体外,取得举人以上功名身份者,其文化素养总体上也高于一般的士人,部分举人将其自身精力转向著书立说,或在无意仕途之后,转而走进书院等场所,教授生徒,成为地方社会思想文化的主要创造者和传播者,其产生的影响也不容小觑。揭阳举人的著录中,有线索可循的,有26种之多,涉及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其中以个人诗文集居多,旁及族谱等,其中具有较高学术水准的有具有字典性质的《字学拾遗》《音义千条录》,经义注释类的《四书宗注阐义》《补经遗录》和史学著作《摭古笔谈》《宋史评略》等。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郭光和吴日炎等。吴日炎,乾隆《揭阳县志》评价其为:“平生嗜学,喜著述,有《浣雪堂稿》《半秋堂诗》”[30]其在任官的同时,仍然从事著述。另一位值得一提的人物是郭光。郭光是道光乙未(1835年)举人,其所任官职不高,主要都是地方普通教职,但县志称其“所至勤于训迪”[31],终其一生,未以官职显达,但其一生著作颇丰,在揭阳举人中属于传世作品最多的一位。“著《铎音集》四卷,分编《心矩》《身范》《学规》《家法》《官箴》《交游》《小言》《别录》八种,中多读书阅世有得之言”……居恒博览载籍,日事著述”[32],在著书立说方面,甚至达到不顾身体的地步,“尝以著作过劳,咯血数月,家人劝其稍休,谓往岁苫块之间,曾见泣血而不敢以告,今为著书致此,胡不知自节劳乎,乃停笔游息焉”[33],郭光去世时64岁,其留下的著作就有10种。

除了著书立说,将读书见解记录下来,举人还有另一种文化传播途径,即通过建设书院,或直接参与讲学等,广教生徒,发扬其理论学说,通过学术影响地方社会。地方志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郭光就曾倡修榕江书院。曾述经在无复仕进意之后,转而谋取教职,以硕学宿儒被聘请为榕江书院山长、真理学校教席,直至去世。李仕义则“届选期,不赴,授徒里中,一时学者皆宗之”。[34]限于资料,无法一一列举考证,但从中不难看出,以文化传播对当时和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确是举人们的一种选择。

(四)特殊时期稳定社会秩序

除上述三种主要的影响方式,在一些特殊时期,举人们还利用其拥有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号召力等资源,在稳定社会等方面贡献力量。明末清初,揭阳所处的粤东地区动乱频繁,地方社会遭受破坏严重,如吴颖在《潮州府志》中收录了《义仆》:陈添桂为诸生庄莅之家奴,庄家故饶,隆庆间贼林道乾破东沟寨,大索庄生,庄阖门伏壁中,添桂被获,诘主所在,曰:“早避入郡城矣”,贼怒断其左臂,又断其右臂,终不告以所在,乃断其首去。[35]从中可以看出当时贼寇之凶残。部分举人则利用其超越一般人的组织能力和号召力,率众保境安民。如万历时期举人柯化鹏“会山寇窃发,其亲属有陷不义者,化鹏鸠族扑杀之,处多难之乡,韬光敛锷,匪类不能为害”[36]。袁龙则是“明季,桑梓多警,勉从众请保御乡里,一方晏如”。[37]清初郑匡夏“时鲸波未息,邹堂滨海,有大事,当事咸谘之”[38]。这些举人都是在地方动乱之际,起到稳定局面的核心作用。

史乘回响:地方舆论对举人功绩及举人身份的关注

李晓方认为“地方志与任何书写历史一样,都是特定时空背景下一定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反映。”[39],如果我们把地方志书看成是地方社会历史文化的重新建构过程,那么,透过地方志书,可以看到官方或者是地方志编修者所推崇的理念与入传内容的社会影响力,以志书的人物传为例,入传的标准,主要是“取决于该人物事迹是否有利于彰显地方县志倡导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该人物事迹能否进入县志编纂者的视野或者说传主的后裔及其宗族是否有将之推向地方县志的能力”[40]。不管是因传主本人事迹的重要性,还是其后裔或家族拥有足以影响入志标准的原因,能够进入修志者的视野,成为志书记载的内容,都说明在地方社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对不同时期府、县两级的地方志书进行梳理,从中反观地方社会对举人群体的认可度。

综合府县两级志书,揭阳县明清时期产生的291名未取得进士身份的举人中,在地方志人物传中有详细记载的52人,占到17.9%左右,如果将艺文志等内容算上,则比例还将更高,这些入传人物中既有任官治绩突出的,也有个人品格足以垂范的,从中可见,因任职治绩突出的仅占少数,大部分入选人物的事迹均与本土有关,人物传记也散见于贤能、懿行、孝义等门类,即使是未出仕或出仕时间短的人物,也有机会被贴上类似“懿行”等标签而加以记载。这些入载地方史册的人物,既是获得立德、立功、立言的难得契机,在地方历史中得到认可,同时,也是地方志编修者在构建地方历史文化形象的需要中精心挑选的对象,将这些人物以何种身份出现,将其安排在何卷何类中,既是由人物本身所具有的历史贡献决定,同时,也是社会对其身份认可的需要。与其说是人物本身符合地方志入传标准,不如说是地方志的编修者在利用入传人物的影响力实现其教化的需要。

实际上,不单官方出于某些需要对举人们予以必要的关注,民间同样对举人群体有着特别的感情,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中,收录大量的本土相关的杂事异闻,其中有一则是关于揭阳桃山解元石的传说:揭阳桃山谢氏,某年修建祖祠,发土得石,上刻小子曳一耕牛,手刀加角上。识者曰:“此谶图也”。迨康熙庚子科,谢学圣先生发解,乃知耕牛小子,庚子也;刀加牛角,“解”字;牛一,元也,合应“庚子解元”。[41]抛开故事的真实性来进行讨论,起码有两点是比较没有争议的,一是郑昌时能够收录到《韩江闻见录》中,作为传奇故事流传,足以说明该故事有较强的社会认知基础,在当时应该是流传较为广泛,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该故事本身,不管是事前确有其石,而当时的人根据谢学圣考取解元的事实进行重新解读,抑或是在谢学圣取得解元身份后才产生相关的石头和传说,都不可否认地说明解元这一身份在当时社会具有一定的关注度,能够以近乎神迹的传说成为普通民众的谈资,其故事本身必须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可度,因而反过来也说明,举人、解元等身份在普通民众中具有一定的神圣性和关注度。

结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明清时期的举人虽然有别于宋代不能直接任官受职,但大量的举人仕途并不理想,能够从任职时的政绩上产生重要影响的较为有限,特别是随着朝代的发展,仕途空间也在逐渐缩小。以地方志为考察对象,可以看到举人群体除了继续参加科举或通过铨选出仕以外,还可以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各类社会事务,通过社会事务拓展其运作空间,扩大社会影响力,从而实现其伦理价值,并影响到地方志的编修者和普通民众。

明清时期正好是社会转型较为激烈的时期,税赋改革加上地方动荡,以及朝廷实行的地方官员原籍回避制度,使得地方官员对士绅阶层的借重需求更为迫切,以大量举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士绅队伍,也在不断增强壮大并在公共建设、地方修志、著书立说、书院讲学、慈善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地方社会政治文化的发展。

作为官方记录的地方志,也依据构建社会历史文化的需要而有意识地对举人群体进行收录。正如李晓方所提醒的,“地方县志中大凡关涉邑内人物的记载尤其是人物传记,可能并非如想象中的,是由第三者作出的‘纯客观’事实的记录”[42],实际上,入志的过程是双向的选择结果,一方面是传主事迹有足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也是地方志纂修者必须借助于某些符合其伦理标准和教化要求的人物进行宣传的结果。

尽管从地方志等文献梳理的结果来看,揭阳县的举人群体在各类社会事务中表现积极活跃,但其活动的阶段性和指向性却并不明显,难以从中梳理出具体的规律,只能从总体上进行观察与讨论。从这个角度来说,本文至此也仅是做了剪刀加浆糊的工作,作为抛砖引玉的讨论,其未完的讨论视角还可以延伸到将举人置身于具体的社会背景或家族背景下,进行更为具体深入和针对性的研究,这将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参见潘光旦、费孝通:《科举与社会流动》,《社会科学》第4卷第1期,1947年。

[2]  参见何炳棣著:《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1980年。

[3]  参见郭培贵:《明代东莞地区的科举群体及其历史贡献》,《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4]  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

[5]  参见王红春:《明代浙江举人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程小丽:《清代浙江举人研究》。

[6]  胡可可、黄爱军:《论清代安徽举人地域分布特点及其形成原因》,《皖西学院学报》,2017年8月。

[7]  注:本文所使用地方志包括明嘉靖、万历《广东通志》,顺治、康熙、乾隆《潮州府志》、雍正、乾隆《揭阳县志》,光绪《揭阳县续志》等,版本采用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印出版《广东历代方志集成》及潮州市地方志办编印《古瀛志乘丛编》等,下同。

[8]  注:其中2人为赐翰林院职衔,1人通过选官,未任而卒,均作仕官统计。

[9]  参见彭妙艳编著:《揭阳举人》,中华文苑出版社,2008年,“自序”,第8页。

[10] [清]张廷玉修:《明史》卷七十一《选举三》,中华书局,1974年。

[11] [清]张廷玉修:《明史》卷七十《选举二》。

[12]  注:该表所录举人,不包含考中进士者。

[13]  张振国、王月:《再论清代的举人大挑制度》,《历史档案》,2012年第2期。

[14]  注:其中江凤鸣、林耀龙2人均为赐举人、翰林院检讨职衔,未有实际职务,以未任官计;曾德翔大挑二等,选授惠州府儒学官员,未任而卒,按获得官职计。

[15]  徐泓:《从“军七民三”到“军三民七”和“官三民七”:明代广东的筑城运动》,《中国地方志》,2018年第1期。

[16]  [清]张廷玉修:《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

[17]  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12,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688页。

[18]  黄寿:《先师庙记》,[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卷七《艺文.记》,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2003年,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第318页。

[19]  黄寿:《先师庙记》。

[20]  黄寿:《先师庙记》。

[21]  黄仕凤:《鼎建尊敬阁记》,[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八《艺文·记》,民国二十六年重印本,第1081页。

[22]  陈子承:《鸿溪书院记》,[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八《艺文·记》,第1137页。

[23]  [清]李星辉修:《揭阳县续志》卷三《人物·贤能》,民国二十六年重印本,第203页。

[24]  郑大伦《[嘉靖]〈揭阳县志〉序》,[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序”第6页。

[25]  罗国珍《[雍正]〈揭阳县志〉序》,[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序”第11页。

[26]  薛侃《[嘉靖]〈揭阳县志〉序》,[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序”第5页。

[27]  参见田文镜:《钦颁州县事宜》,《宦海指南五种》咸丰九年刻本,第1页。

[28]  [清]徐栋辑:《牧令书》卷十六《教化》,清同治七年江苏书局本。

[29]  薛侃《[嘉靖]〈揭阳县志〉序》,[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序”第6页。

[30]  [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六“人物·贤达”,第686页。

[31]  [清]李星辉修:《揭阳县续志》卷三《人物·贤能》,第209页。

[32]  [清]李星辉修:《揭阳县续志》卷三《人物·贤能》,第209页。

[33]  [清]李星辉修:《揭阳县续志》卷三《人物·贤能》,第209页。

[34]  [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六《人物·懿行》,第733页。

[35]  [清]吴颖修:《潮州府志》,卷十《轶事部》,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印。

[36]  [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六《人物·贤达》,第675页。

[37]  [清]刘业勤修:《揭阳县志》卷六《人物·懿行》,第724页

[38]  [清]陈树芝修:《揭阳县志》卷六《人物.贤品》,第284页。

[39]  李晓方:《“阳明过化之地”与“节义文章之乡”:明清瑞金县志对地方形象的建构》,《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40]  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端金县志为考察中心》,《史林》,2013年第5期。

[41]  [清]郑昌时著,吴二持校注:《韩江闻见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3页。

[42]  李晓方:《地方县志的族谱化:以明清端金县志为考察中心》。

 

作者简介:胡锭波(1986- ),男,广东省揭阳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